无论什么人，不管他是学术界人士、政界人士、商界人士、抑或其他方面的人；也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今天只要一走进华中科技大学的校园，无不为她的大、绿、美所折服，无不惊叹中央电视台专题片《森林大学》描述的精准；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享誉国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华中科技大学终身成就奖”的唯一获得者。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我今天要讲述的故事就是张培刚先生在学术之外对华中工学院的初建作出的特殊贡献。
一、一颗赤诚的心
1952年11月，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召开高等教育计划会议。会议确定，在武汉建设三所工科学院，即华中工学院、中南动力学院、中南水利学院（后来因各种原因仅办了华中工学院一所学校），会议决定成立“三校规划建设委员会”，由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理学院院长查谦任委员会主任，张培刚为委员并兼任办公室主任。此时，张培刚先生刚刚归国不久。
1941年2月，报纸上公布了第5届庚款留美学生名单：文科两名：张培刚（工商管理）、吴于廑（经济史）；理工科：屠守锷（航空工业）、黄家驷（医学）、陈新民（冶金学）、孟庆基（汽车制造）、黄培云（冶金学）、吕保维（无线电工程）、梁治明（要塞工程）、叶玄（汽车工程）、胡宁（金属学）、励润生（采矿工程）、朱宝复（灌溉工程）、蒋明谦（制药学）、陈耕陶（农业化学）。张培刚于同年9月赴美入哈佛大学就读。1945年12月，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两年以后获得哈佛大学两年一届的“大卫·威尔士奖”！由于当时还没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又因为获得“大卫·威尔士奖”的学者们，很多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大卫·威尔士奖”在学界往往被称“小诺奖”。当时在美国的一些中国名人如胡适大使、赵元任先生以及后来去美的张五常先生都由衷地欣赏、敬佩张培刚先生所取得的成就！
张培刚先生1946年学成回国，担任武汉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1948年1月经周鲠生校长同意，赴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和研究员，但仍任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日常工作由另一位教授负责。1949年2月，张培刚辞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及研究员职务，又两次婉拒导师布莱克和厄谢尔的去哈佛大学任教的邀请，从泰国曼谷返回祖国，参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建设。1949年8月，任解放后的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兼总务长、经济系主任、代法学院院长，（当时的校务委员会是学校最高权力机构）。1950年4月10日，毛泽东主席签发的《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书》（府第1767号）：任命张培刚为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
正当张培刚先生活跃在学界和政界时，一纸调令，让他从此离开了武汉大学，来到新生的华中工学院担任具体的基建工作。
对于张培刚先生人生的这一段经历，几十年来一直有不同看法，许多人为之惋惜，认为是浪费了时间，著名学者董辅礽先生甚至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说：“让张培刚这样的学者去搞基建，简直是高射炮打蚊子！”
的确，对于学者，也许最痛苦的事是让他离开学术；对于老师，也许最痛苦的事是让他离开讲坛！更何况是像张培刚这样的大学者。
我今天之所以写这篇文章，就是我深深地为张老的强烈的爱国情怀所感动！出身乡村的张培刚太希望国家富强起来了！太希望人民的生活好起来了！少年时代的贫困生活给他的印象太深了，他始终记得当年和小伙伴们玩的一个游戏——“比富”：大家吃完饭后将碗里剩下的菜叶子扔进门前小水塘里，看谁家的菜叶子的油花飘得远，谁家就最“富”！
小小的张培刚那时就强烈地希望自己家里生活好起来、乡亲们的生活好起来，整个国家都好起来！这就是他一生勤奋好学、奋发向上的最初源动力！为了实现这个初心，他中学考上省城当时最好的中学，大学考上最好的大学，毕业时又考上武汉大学唯一的庚款留美生。进哈佛大学后又放弃毕业后可以赚大钱的热门专业——工商管理，改学“冷门专业”——经济学，他认为这是一门可以探索让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的学问，博士论文更是确定了这个方向：如何让祖国这样的穷国尽快地发展起来——农业国的工业化！为了祖国，他放弃了联合国的高官厚禄；为了祖国，他两次放弃了去哈佛大学任教的机会，他的导师们为此惋惜，又非常不解：这么难得的机会，你为什么非要一次又一次地放弃呢？
为什么？就是为了使祖国的无数个像自己家乡一样的乡村不再贫困、就是为了使祖国尽快通过实现工业化而繁荣富强起来，这就是张培刚贯穿一生的信念！留在美国，对于张培刚来说，很可能是一帆风顺，甚至像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院士说的那样“当年张先生如果留在国外不回来，我想他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为了祖国，他回来了！
张培刚先生放弃个人利益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令我们敬佩！但是更令我们敬佩的是他在回国后的一段经历中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大师风范！同是庚款留美生，同是当时顶尖“海归”，同是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投身新中国的火热事业，但是由于学科的不同等原因，不要说和钱学森这样的大师比，就是与1941年一起去美国的理工科“同榜登第”者们，也是没有办法相比较的：当他们纵情驰骋在各自心爱的学术领域，并且后来一个个都成为各自学科在中国的创始人时，张培刚却整天在华中工学院的工地上与水泥、沙、石块儿打交道！以至于有人为他惋惜，甚至董辅礽先生也说出了那样的话。
但是张先生自己倒是很坦然，他认为，教育是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最重要的事业，而为一个新学校奠基，也是最神圣的工作！我有幸在张老晚年时在他身边工作过多年，我也曾经就他那段经历向他请教过，尽管不是很愿意谈及，但张老还是很淡然地说：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那是当时的大环境所致！再说即使我们的母亲，也会有错怪我们的时候、甚至错打我们巴掌的时候，难道我们会因此而抱怨母亲吗？
二、 一双深邃的眼
接到组织上的正式通知后，张培刚迅速投入到新工作中。他走马上任后做的第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和同志们一起为新学校选址。
张培刚把新学校的选址工作作为一门学问来做。他首先阅读了大量有关的历史资料，综合分析了当时武汉市的各种情况，在得到上级领导赞同和规划办同志们的一致支持下，将汉口、汉阳排除在外，新校址就确定在了武昌。
当时，在武昌建新学校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沿长江自徐家棚向东的青山地区（当时还没有武钢）；二是大东门外的东湖地区。张培刚带领一批人察看了大东门外的好几处地方，如何家垅地区、马房山地区、珞珈山和桂子山一带的地方，最后来到关山口的喻家山下。在这些地方中，张培刚等人将何家垅、马房山、珞珈山与桂子山之间的地方一一排除，最后将目光聚焦在关山口的喻家山下。
将在武昌关山口喻家山一带新建华中工学院等学校的方案从一开始就有不少人怀疑、反对，甚至到了1954年新学校的第一期工程完工后，搬进新校区的一部分教职工仍在抱怨选址不当，工作、生活极不方便，甚至少数人说出了刺耳的话。
的确，当时喻家山地区虽已划入武汉市辖区新界范围之内，但这一带地区是纯粹的农业区，不通自来水，不通电，没有电信设施，更没有商业网点。喻家山还是武汉公墓所在地，坟冢遍地，偌大一片土地见不到一棵树，光秃秃的山只有石头和黄土，难见绿色。到了晚上，除了此起彼伏的狗叫声外，还能清晰地听到野狼的嚎叫。
在这种背景下，张培刚反复做大家的工作，在专门为选址而召开的论证会上，张培刚以一个经济学家的独特视角对选址喻家山做出了详细的论证：武汉地处中原腹地，向称九省通衢，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武汉将要成为中国的工业基地之一，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是会很快到来的。武汉要大发展，一是沿长江向东，在青山地区建工业区；一是沿武冶公路向鄂城、大冶方向发展。从资源上看，大冶有铁矿，又离萍乡不远，在这里搞钢铁工业、机械工业是适宜的。如果把武汉、大冶连成一线，将是一个很大的工业区。喻家山现在离市区似乎很远，但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将很快变成新城区。喻家山地区将成为武汉大冶一线工业区的宝地。因此，在这里建校，对学校的长远发展是非常合适的。
张培刚先生的发言深谋远虑，有理有据，使参加论证会的同志们心服口服，形成了高度一致的意见：新学校就建在关山口的喻家山下。参加论证会的中南教育部的领导同志也表示赞同。会后，张培刚先生以“三校联合建校和规划委员会”的名义撰写了详细报告，提交上去后很快就获得中南行政委员会的批准。
时间已过去了一个多甲子，张培刚先生当年的论述早已得到了时间的检验。吃水不忘挖井人，今天，我们每一位华中人不仅永远不忘先辈们为我们选的这块宝地所付出的艰辛，更应该记住一代代华中大人将昔日的乱坟之地变成今日“森林大学”所走过的荆棘之路。
三、一头苦干的牛
张先生一生对牛情有独钟，这固然与他属牛有关，同时也是因为他出身农家，从小放牛，与牛朝夕相处，跟牛建立了深厚感情。张老晚年还深情地回忆到：当年他多年喂养的那头黄牛到了老的时候，按照当时乡村传统做法，这头老黄牛就要被卖给屠宰房。临走的那天，张老紧紧拉着老黄牛不让走，他的脸紧紧靠着老黄牛的头，用手轻轻的抚摸着它。老黄牛的眼中也噙满了泪水，张老心中十分难过。张老的母亲一生从不吃牛肉。
张老爱牛，更是因为，他在一生中的各个阶段，都像一头不知疲倦的牛，在他负责新生的华中工学院的基建工作期间，也是如此。
校址选定后，很快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施工阶段。当时工地上，最多时集中了7000多人的建设大军，张老笑称自己是这7000人的“总管家”。我们现在走在美丽的校园里，自是心旷神怡，但是当年的乱坟之地建成今天这般模样，我们能体会到当年的建设大军们付出的辛勤和劳作吗？那时的工地，真正的是“天晴一把刀，天雨乱糟糟”。张先生很早就把家从武大珞珈山上搬到了喻家山下的工地上，和众多工友们一样住芦席棚，走泥巴路。而且他可能比工友们更辛苦、任务更艰巨。因为偌大的一个工地，“7000人的总管家”有那么好当吗？
在大规模的正式施工还没开始时，张培刚先生为前期的平整施工场地就做了大量工作。当年的校址所在地，抗战时期曾是新四军游击队活动的地方。日寇多次扫荡，将喻家山上的树全部砍光。抗战胜利后，这里成为洪山区郊区较大的自然村落，有三个村庄和几百户农家，其间有一片很大的坟场。
张培刚既要为即将进驻的建设大军们申请水泥、砖石、钢材等建筑材料，更要尽快将这片土地腾空，动员村民搬家迁坟。在平坟的过程中，对于那些乱坟中无人认领的尸骨，张培刚明确规定对无名尸骨不能乱扔，要求大家对平坟时发现的一堆堆无名尸骨用白布分别包裹，编号入册，然后殓入大棺材，易地埋葬。他亲自查看，一一安顿好后才放心。张培刚对农民兄弟的感情感化了当地村民，不少人把土改刚刚分到手的土地让了出来。
在那段紧张的日子里，张培刚外出办事时总穿着一身中山装。在工地上却是一身蓝色工装，冬天头戴一顶鸭舌帽，脚蹬一双黄色力士鞋，雨天则是穿着防水防滑的套鞋。当时工友们的眼中，张培刚总是拎着黑布包奔走在工地，白天忙里忙外，晚上还得加班加点处理各种文件。武汉的盛夏，骄阳似火，张培刚工作、生活的工棚内，常常高温达40℃甚至以上，晚上的余热让人久久不能入睡。在高强度的劳动和酷暑蒸烤的双重夹击下，张培刚终于挺不过去，病倒了。在1953年7月初的一天，副院长朱九思同志特地赶到工棚里来看望他。有心人用温度计测了一下，室内温度41℃，而露天温度45℃。为了改善张培刚等施工现场工作人员的居住条件，九思同志指示基建办先建设一批平房（即邮局隔壁那一排平房）。
1954年4月10日的傍晚，就在华中工学院的工地上，张培刚先生和谭慧老师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结婚仪式，基建办工作人员张启明同志当司仪，院领导朱九思、熊小村等同志到场祝贺。这是华中工学院筹建以来的第一对新郎和新娘。婚礼上只准备了糖果和茶水。
如果不是很熟悉的人，工地上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位不知疲倦的忙碌者竟是一位大学者。当时工地上的一名叫张咸秋的银行工作人员半个多世纪以后，仍然对张老充满深深的敬意，他在给学校的信中写到：“我是1953年至1954年期间为华工建校派驻的一名银行工作人员，当时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很差。我们几个人有幸与张老在一个工棚里办公和生活，张老和蔼可亲、衣着简朴，无论酷暑，寒冬腊月，他总在现场不辞劳苦工作，晴天一双布鞋，雨雪天一双球鞋。当时白天苍蝇成堆，晚上蚊虫叮咬，深夜人静时还能听到喻家山上传来的豺狼的嚎叫声。在我们思想不安，想打退堂鼓时，反观张老每天不顾疲劳地忘我工作，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他的行为深深教育了我们。尤其是得知他是从哈佛归国的大学者，更对张老的为人处事，深感敬佩。”
初创时期的华中工学院，其建设费用与几乎同时开工的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费用大体相当，作为学校当时基建负责人，张老师生前多次自豪地说：“每一笔账都清清楚楚，移交时分文不差！”
学校在张老师逝世前授予他“华中科技大学终身成就奖”，这肯定是从学术的角度考虑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即使撇开学术因素，仅凭他在担任学校初创时期的基建工作负责人，为学校所做出的独特贡献，也足以获得这个奖。
固然，学校的校园能有这么大、这么美，是许许多多的先贤们一代代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张老师的贡献一是在选址，二是选址后采取得力措施把这块宝地保存了下来。张老师曾多次得意地说：“当年建校地点确定之后，我随即采用下围棋的方法，先确定了校园的四个角，然后在四个角上插上牌子：“华中工学院用地””。后来有钱了，买了砖头沿着这四个角慢慢砌成围墙，再把村庄一个个地往外迁，这才使得我们的校园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而不被蚕食。”每说到此，张先生总是露出顽童般的笑容：“这就是围棋里的金角、银边、草肚皮！”
我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还是因为我深深地知道，我们有这样一块宝地，确实是我们广大的师生员工和校友们的福份。因为与我们学校同时或先后建校的学校，有的就没有我们这样幸运，因为在建校过程中或以后不时被其它单位甚至强势单位穿花插进来后，校园就显得很尴尬了。
本文参考资料：
1、武汉地方志办公室著，《张培刚传》，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3年11月；
2、胡坚著，《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传》，三联书店，2013年9月。
（衷心感谢谭慧、徐长生、王干老师在本文形成过程中多次给予的宝贵意见！
邓华和，学校第一届、第二届党委委员，第三届纪委委员。曾任校统战部部长、经济学院党总支书记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