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右）与访谈者潘群 摄于2021年2月29日

到“抗大”锻炼

我老家是安徽潜山，就是现在的安庆，在长江边上。1944年冬天，我19岁，初中快毕业，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日本鬼子就来了，来年再要上学，准备上高中，就要到后方去，那时没钱根本就不行。当时我家里非常穷，非常困难，没有钱，什么也没有。我弟兄6个，我的哥哥给人家打工，听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第7师在安徽无为办了一所抗日大学，简称“抗大”，去那里学习不要钱，哥哥给我讲了以后，我就想去这所学校接着念书。怎么去呢？我想办法通过地下组织，当地有跟新四军通风报信的，我就找到当地地下组织，介绍我们参加了地方游击队，那时候叫新四军7师皖西支队大别山游击队，通过参加游击队，到“抗大”去学习。游击队指导员叫余成宇，队长叫彭年，见到他们以后，我提出来要去“抗大”。他们说：“什么‘抗大’？！这就是‘抗大’，部队就是‘抗大’，到‘抗大’读书为了抗日，在这里参军也是为了抗日，一样的抗日，革命锻炼就是‘抗大’，你在这呆着就完了。”于是我们就留下来，就这样参加了革命工作，当时家里人都不知道。我参加工作以后，家里就不安宁了，国民党经常去抄家，妈妈到别人家打工去了，爸爸和哥哥弟弟给人家当长工去了，不敢在家呆了，一直到解放以后，他们才回来。

那时候，部队战士基本都是农民，没有文化的居多，我们初中刚毕业，部队领导就把我们当成知识分子了。游击队队长说：“你来了正好，就当文书。”文书工作就是写写信件，给部队上下左右互相联系。那时候也没有电话，没有手机，什么也没有，就靠信件联系，靠地下组织互相联络。写的信，过去常说鸡毛信，通过地下组织送，不是通过邮局，是通过地下党、地下组织、地下通讯员送。

新四军第7师皖南支队在安徽无为县

负责军需工作

后来才知道，我们参加的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新四军第七师，也叫皖西沿江支队。部队驻地在安徽省桐南，在安庆市附近，沿大别山余脉，紧靠在长江边上。在日本鬼子的眼皮底下，在前面有湖泊、沼泽，后面背靠大别山的环境中建立了一个敌后根据地。

我们是在大别山里面参加的部队，部队在长江边上建立了一个行政区政府，那时候叫桐南区政府。参加了游击队以后不久，我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派到区政府去工作，上级分配我在区里做财粮区员，管理征收粮食工作。部队派了一支队伍，连夜把我们送去。后来知道支队政委张伟群在区政府当区长，是当地的负责人。在当时党的负责人是不公布的。在区政府短暂地工作了几个月后，上级让我们又回到大别山。大别山那时候没有区政府，就有一个皖西支队，支队长叫钟大湖，后来调到福建工作了。回大别山以后，我就到支队负责部队供给工作。那时候游击队主体由连构成，连下面还有班，就是小游击队，一个连才100多人。开始时部队小，总数大概有千把人，后来队伍壮大以后，至1947年5月，皖西支队发展到5000多人。这5000多人里面，除了游击队的“吃”不用我们管，整个支队的“吃”、“穿”，再加上医疗用药都归我们管。支队成立了一个供给处，供给处有负责人，称为军需主任,后来又改为军需处长。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筹集粮款，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购买粮食、棉布和药品，满足部队供应需要。当时敌人对根据地严密封锁，我们开展工作非常困难。通过统战工作，我们联系了一些当地的士绅和开明的地主、知识分子，通过这些人，到安庆和附近城市采购布匹、粮食和药品。最难的是衣服的供给工作——5000人的穿衣问题。当时想了很多办法，先购买白布，再用栀子花结的果给白布染色，染了以后，布变成黄颜色，就可以做军服了。布料解决了，做衣服更困难，因为目标太大，容易暴露。当时就依靠群众，找了一些山洞，山洞里面放缝纫机，请裁缝在山洞里面做衣服。

新四军第7师运输队在运送军用物质

  整个皖西支队5000多人的大队伍，吃穿供给工作只有包括我在内的三个人负责。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干下来了，现在看来，完全是依靠群众，离不开当地群众的支持。

遇险

1945年6、7月份，日本鬼子快要投降了，但是扫荡却变得越来越频繁，几乎每天都出来，老百姓往往来不及及时告诉我们。每次敌人扫荡都是伪军在前，日本鬼子在后面。敌人很紧张，路上要是遇到人，如果有怀疑，他们就直接开枪。有一次，在皖西大别山、潜山附近，我和连长华品三下山到江边找地下组织接收药品，没想到在路上遭遇了敌人，遇到十几个伪军和日本鬼子巡逻。碰上以后，因为我们看上去就像普通老百姓一样，他们就没有怀疑，队伍没有停下来就擦肩而过，我们也继续走。可是就在我们又继续走了大约一、两百米的时候，鬼子突然起了疑心并回头朝我们赶过来。连长说：“吴江，不行，不能到江边去了，去的话，目标就大了，我们赶快上山。”附近有座山，我们就往山上跑。敌人想要捉活的，如果他们不捉活的，我们就不行了。我们上山时，敌人开枪了，我的腿中了弹。当时我还没意识到，只觉得腿震动了一下。上山以后，连长发现我的腿在流血，才发现我中弹了。当时也不感到害怕，继续跑。山上在下雨，有个石头洞，我们就躲到石头洞里去了。鬼子追上山，没搜到我们，看到山下边有插秧的农民，正好也是两个人，穿着和我们一样的灰色衣服，他们就以为是我们两个人。实际上那两个农民当时也看到我们了，他们看到也没有吭声。敌人就问他们是从哪来的，两位农民回答是从山上下来的，敌人就把他们俩抓走了。

在老百姓家里疗伤

腿负伤以后不像现在有医院，可以把我送医院治疗，那时候负伤了只能呆在老百姓家里疗伤。游击队把我安置在一对老夫妻家中，家里只有老两口两个人。家里不能呆，就把我藏在山上。他们在山上种了有苞米地，为了防止野猪吃苞米，他们搭了一个小棚子，我就躲在那个小棚子里面疗伤。到了后来，整个伤口都烂了，又臭又腐。那时候没有西药治疗，老乡就用土方子，挖草药，打成浆汁以后敷在伤口上面止痛消炎。伤口比较深，肉都烂进去了，不方便敷药，老乡就用土办法，拿纸辗成碾子，伸进伤口里面去敷药。后来又搞到阿司匹林止痛，治疗了好长时间。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得到这样的治疗已经是不错了。后来进城以后，医生看了我受伤的腿说，你这个腿真是捡来的！当时腿被子弹击中时，万幸没伤到骨头，子弹是擦过去的，如果弹头再偏一点点，这个腿就不行了。另外子弹也不是日本三八式步枪的尖头子弹，是圆头子弹，这种子弹打进去伤口多大，出来伤口也多大。要是那种尖头子弹，进到伤口见血就炸，那样腿就保不住了。由于环境危险，游击队经常有同志负伤，支队政委的眼睛就在一次战斗中被打坏了。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的8月15日，日本鬼子宣布投降。鬼子投降以后，沿江支队就在安徽潜山、桐城、湖北英山一带活动。1945年9月的一天，支队从桐南经过百子山，晚上休息的时候，支队政委和手枪队队长突然把我单独叫出去，叫到山上，介绍我入党。我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还不够条件，还不行。政委说：“群众和连队对你的反映都不错，我们认为也可以。”就拿了一小张毛边纸出来，叫我写入党志愿书。政委叮嘱说：“不要写多了，你就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就写我愿意入党，入党以后，不怕苦，不怕牺牲，不怕累，为穷人求解放……”

在当时的革命战争环境下，表现不好根本没办法入党，我自己觉得我条件不够。因为有好多战士，参加游击队有几年了，作战也非常勇敢，起到了模范作用，但是也没有入党。当时我没有其他的想法，入党也好，不入党也好，都一样拼命干。既然参加革命工作了，就要不怕牺牲，不怕流血，不要考虑升官发财，当时根本就没有那个概念。现在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当时就是为了老百姓，为了穷人求解放。

入党志愿书就写了一二十个字，就是“我志愿申请入党，不怕牺牲，不怕死……为党献出一切……”，就写了这么几句话，不像现在写入党申请书，写得很长，那时我写的很短。写完以后，就宣誓入党，然后政委就把我写的那张纸条擦着火柴烧掉了，不保留。政委告诉我，我们两个是你的入党介绍人，你记住我们两个人的名字，不管什么时候，你到哪里，都要记住你的入党介绍人。他们一个叫张伟群，是我们支队的政委，再一个就是手枪连连长姚奎甲，手枪连我理解的是侦查连，也是特务连，是保卫机关的，他们两人的名字我现在都记着。

那时候，党支部建在连队上，一个班就上十个人，一个连顶多5个党员，3个党员就可以成立支部了。连队党员数量很少，我知道的就只有2、3个人，连长和指导员是党员。党员身份不公开，连队里谁是党员，不说谁也不知道。尽管不公开，连队里谁是党员，谁不是党员，大家也看得出来。大家都知道，工作积极，不怕牺牲，不怕苦，不怕累，什么活都抢先干的，打起仗来，冲锋陷阵的基本上都是党员。群众里面也有表现积极的，不怕牺牲的。

宣誓入党以后，我就连夜随部队上了大别山。进了大别山以后，从苏区来了一位地区负责人叫桂林栖，后来组成了一个党小组，他说：“吴江，按照七大精神，党章上说，新党员应该有个预备期，你还有一年的预备期，这一年你是预备党员，到明年（1946年）9月，再宣布你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严格的组织纪律

那时要求很严。我们在部队的时候，要求严格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今天晚上我们到一家老百姓家里住宿，把门板卸下来铺上了稻草睡觉，第二天早上走的时候要求收拾得干干净净。党小组会上，这是一个内容，就会问这件事你做到了没有？门板你给他上好了没有？老百姓家里给他收拾好了没有？地上打扫了没有？看老百姓家里的水缸没水，你给他挑满了没有？都是这些内容，这都是党员应该做到的，要求你离开老百姓家之前都要注意这些，这就是党的建设。党的建设，体现在一点一滴的小事中，不是讲大道理，让你学什么，而是从这些生活上的具体事情，一点一滴的小事中要求你。

要求严还体现在日常监督中。没人监督，为所欲为，自己认为自己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怎么做就怎么做，那时候不行。在一次党小组会上，因为我的腿在之前的一次行动中负伤的事，大家批评我说: “吴江，你怎么当时不说……”我当时心里还不服气。其实被子弹打中时，我自己就感觉到不对，但我没说我腿负伤了，因为没伤到骨头，我一直在走，走到山顶上以后，停下来了，队友发现了告诉我：“吴江，你腿负伤了。”当时，一说我腿负伤了，我就走不动路了，流血嘛，我记得很清楚，当天晚上，党小组会为这件事批评了我。

那时候我的党费每月才五角钱，支队司令员钟大湖有一次跟我讲，为什么每个月要交党费？不是要你交五角钱，而是要你记得你是党员，要尽义务，要尽责任。这五角钱看着很小，但在党内来讲，意义很大。那时候就把监督当成一种制度，当成铁的纪律，党的纪律就是铁的纪律，现在不是说支部是党的堡垒嘛，要攻不破才行。

皖西支队司令员钟大湖题词

担任潜山县长

1947年7月底，皖西支队此时叫皖西人民自卫军，驻扎在安徽潜山、怀宁和桐城交界的一处叫青草塥的地方，在安庆的长江边上。这时刘邓大军南下，准备解放安徽潜山县城，长江以南沿江地区这时也基本都解放了。一天早上，我正在山洞里忙着赶做军服，部队南下要5000套衣服，正在忙着加工，一个通讯员骑着马进来了，找到我说：“你把工作赶紧交待给别人负责，你跟我下山。”下山后首先见到了马旅长。他说：“吴江，明天就解放你的老家——潜山县县城，你就担任潜山县县长。今天晚上，你连夜就写布告。我说你写，布告内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部队，人民解放军解放潜山，是解救穷苦老百姓的，为解放全中国的，是为群众服务的，还有减租减息……” 我说：“不是开玩笑吧！我还是小孩子。” 马旅长说：“支队政委、司令员都说，你在部队的工作还可以，让你干你就干。” 他就说了大致内容，中心内容是解放潜山，解救老百姓。我用毛笔写出来，再石印，印完以后，盖章。第二天，我们就随着部队解放了潜山。部队司令员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潜山县县长吴兰森（吴江）。群众看到我以后都发呆，没想到这么年轻的县长。那时候，部队干部都年轻，马旅长当时才27岁，这还不算年轻的，那时候很多干部都才20、21岁。我还上台讲了话，现在还有当年参与解放潜山的老同志写的回忆录，回忆录中有关于安徽潜山的记载，提到我当时是潜山县最年轻的县长，才21岁。马忠全旅长后来是山东东海舰队司令员。

在潜山工作时间不长，国民党反扑得很厉害，大概就只有20多天吧，国民党军队就反扑过来了，我们就从潜山撤退了。

新的工作

部队往大别山上撤退，县政府也随之撤到山上去了。1948年9月，人民政府在皖西建立了新政权——皖西新区党委。撤到山上以后，上级让我到皖西新区去报到，到皖西行政公署一专区当秘书，我的县长职务由张国平接任。可能是上级领导看到我在连队搞过文书工作，比较适合。工作不久，皖西新区成立了皖西工商总局，又把我调到工商总局工作，任二分区供给处处长。皖西工商总局在安徽六安晓天这个地方，也在山边上。工作就是印刷发行新区流通券，管理税收。当时皖西新区的货币一个是钢洋，一个是皖西流通券。那时的钢洋相当于现在的基本金，流通券不能多印，有多少钢洋做基础我们就印多少流通券。老百姓要是不要流通券，就兑钢洋给他。

工作时间不长，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长江江边的怀宁县城解放了。我接到区政委的通知，让我到怀宁县当副县长。接到任务说走就走，没有汽车，什么交通工具也没有，就靠步行。走到半路，遇到部队卡车路过，招手停车以后，卡车有空的地方，就把我一路带到合肥，从合肥再往江边走到怀宁。从合肥出发的时候，遇到十来个刚参加工作的学生，同路一块到怀宁新政府去。走到半路，想拦过路军车带我们，部队不干，说有纪律，不准带人。我们继续又走了大半天，路上遇到国民党飞机轰炸，当时解放军大军正在做渡江准备工作，国民党飞机一直在轰炸破坏。经历了困难险阻后，我们到了怀宁县城，那时国民党刚从怀宁撤退，留下来很多散勇，破坏、影响当地治安。我去了以后一方面搞好治安工作，一方面准备搞土改，发动农民、群众搞减租减息。

几个月之后，上级通知我到党校学习。这时安徽成立人民政府了，也有了党校。在党校学习了三个多月，学习课本有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党章、共产党宣言，再就是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三个多月以后，由于安徽刚解放，政府缺人手，需要干部，党校学员就分配工作，我分配到安徽行署财政厅税务局当业务科长，业务科也叫货物税科，负责收油坊、酒厂、烟厂的货物税，包括油、酒、烟等商品税收，此外还有地方税，比如屠宰税，烟酒的税率很高。

1949年，在安徽合肥省党校学习

新中国成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正在安徽合肥财政厅税务局当业务科长，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我很高兴，那时有好多人都高兴得睡不着觉，但是同时又伤心，有好多战友和同志都牺牲了，他们没有看到这一天。那时牺牲的同志都很年轻，都是十八九岁，二十多岁。开始的时候，我所在的连队有好几百人。当时战士们都很年轻，有十四五岁的，十八九岁的，一般都是二十来岁。渡江战役结束，部队进城的时候，我原来所在的连队，排长以下的就只剩下12个人。那12个人里面，有一个比我大一岁，是原连队卫生员，后来是安徽宣城军分区政委，叫左双山。他在安徽无为，今年97岁了。前几天，我打电话给他，他女儿接的电话。他耳朵听不见声音，也不大认识人了。在大别山打游击的队伍现在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1950年在安徽省税务局与同事合影

到建工部工作

我在税务局工作到1953年，当时国家开展大规模工业建设，包括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建设，需要干部，中央组织部决定从安徽抽调10多个干部到北京，其中就有我一个。到中央组织部报到以后，我被分配到建工部工作。建工部领导和我谈话，因为我以前没搞过工业建设，所以到建工部工作之前，先要到下面工厂去实习1年到2年，锻炼学习。于是1953年10月，我到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那时候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才刚刚建设，厂房还没建好，修理车间先建起来了，厂领导让我当机修车间主任，以后又相继做过财务科科长、技术科科长。经过一年多的实习锻炼，到1955年元旦的时候，建工部来人通知我回建工部报到，分配到办公厅秘书处担任副处长。

1960年秋，与建工部同事合影

1958年，正是“大跃进”时期。因为第二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当年8月，中央决定将在北京兴建一批公共建筑向新中国建国十周年献礼。周总理找时任建工部部长刘秀峰询问：“你有没有把握？”“国庆十大工程”要求在第二年的9月底之前完工，特别是人民大会堂更是重点工程，这些工程全部由建工部的队伍建设。由于工期紧迫，同时为了最大程度的节约建设成本，“国庆十大工程”采用“边设计、边施工”的方式进行，工程建设人员集中，材料集中，全国八方支持。现在我们在人民大会堂进门处看到的大理石，都是从山东、湖南运输过来的。到1959年9月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夕，北京“国庆十大工程” 相继完成，全部竣工，10个月就完成了任务，人民大会堂更是8个月就建起来了。这十大工程包括：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火车站、民族饭店、华侨大厦、钓鱼台国宾馆等。这些工程体量之大、建造速度之快，成为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国庆十大工程”也被称为新中国建筑史上的创举。

在建工部工作了17年后，到1970年，我又调到湖北省建设厅工作。最初湖北省建设厅叫湖北省建委。1979年国家成立城市建设总局，要求各个省也要成立城建局，湖北省建委城市建设处就改名为湖北省城市建设局，我担任湖北省城市建设局副局长，主持工作。到湖北省又工作了13年。

到武汉城市建设学院

1983年，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在武昌东湖之郊的马鞍山一带开始动工建设。根据要求，学院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建校、招生，开展正常教学工作。建工部从武汉理工大学，那时候叫武汉建材学院，调了贾道恒副院长过来担任武汉城建学院院长。贾道恒是位教育家，是从武汉大学毕业的，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搞教育工作很内行。但是当时贾院长因为身体原因，学院的初建工作上不去。建工部又想调武汉一家设计院副院长过来，但这位副院长说学校工作他干不了。后来建工部领导想到我。原本建工部领导打算让我回城建总局计划司工作，我到了建工部说：“算了吧，我把城建学院搞起来以后再回来。”就这样到了城建学院，那是1983年6月。去了不久，我就担任代理院长，主持工作。因为当时还没有书记，正常应该是党委书记主持工作。建工部这样安排是为了把城市建设学院建校工作搞上去。领导认为我在建委工作过，在城建局工作过，到城建局开展征地和建设等各方面工作方便，我估计是这个原因。不久，吴盛求从重庆建工学院调来担任学院党委副书记，他说反正大事小事你要顶着，由你主持工作。

拜访吴良镛和朱九思

我没有在大学工作的经验，也没搞过教育，到城建学院工作以前，我拜访了两个人。一次是在北京开会的时候，我拜访过清华大学的吴良镛教授，再一个就是原华中工学院的朱九思院长。

到大学工作，怎么办呢？我毫无办法，我没搞过教育工作。吴良镛说：“没有好办法，你到大学以后啊，你见到的都是知识分子，你不能听老师给你说张三不好，李四不好，你千万不要听，你听进去了就不好办了。对老师们相互之间的意见，你不要表态，不要说对还是不对。张三找你也好，李四找你也好，你都不要点头，你听听就行了。”他就告诉我这一条，在大学里面，教授互相之间都会有一点不服气，要客观地看待教师互相之间提出的意见。

朱九思给了我一本书，是他写的关于原华中工学院管理的一本书，另外他告诉我一个字。他说：“我给你一本书，我不给你多谈。另外，我告诉你一个字——‘严’，治校要严，你那么多的学生，你不严，那你学校怎么能办好。对老师也好，对学生也好，管理也好，教学也好，要求要严。你怎么能把学校办好，办得井然有序，就是严。”后来我到学校工作以后体会，他的意见是对的。他说，他在学校植树的时候，要求每棵树要排成行，像排队一样的整齐，有的人当时反对。他说不行，就这样子植树。他就说管理学校和植树一样，要严，治校要严。他说过去严才能出人才，松松垮垮的，办不好学校。去城建学院工作之前，我就拜访了这两个人，他们给我的建议一个是对老师，对人才的态度，再一个就是治校要严。

完成新校设计方案 

开工典礼

城建学院建校工作进展很快，1983年8月开工建设，1984年就开始招生。我去的时候，城建学院还没开工。去了以后开始搞设计，请中南建筑设计院设计。那时候不像现在，有电脑设计来得快，那时靠手工用尺画图，进度比较慢。后来我把设计人员，一共5个人，集中到东湖宾馆，租了房子，请他们日夜在那里画图。家里有小孩子的我们付钱请保姆。就这样，一个月时间，从6月份到7月份，设计图纸就出来了。出来以后，拿到建工部去汇报、审批。建工部很快就批了，8月开工。开工以前，建工部副部长戴念慈来现场看设计方案和选址。戴念慈是建工局的总工程师，是专家。看完以后，同意开工。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对设计图纸有两处修改意见。最初的图纸设计中学院入口有一条马路，原来设计是直的，修改后往里面弯了一点。他的意见是不要一进大门，就看到学校主楼，主楼应该“隐”一点。

保证施工质量和周期

学校建设资金国家一年拨款500万到800万，因为工程进度快，到了当年8、9月份，钱基本上就花光了。我找到武汉市建设银行，我说，你们能不能给我贷款，今年8、9月贷款，到明年1、2月，国家拨款下来，我就还给你。建行一听，说这个可以，你是建工部的单位，你要多少我就贷给你多少。当时缺了400万，我就贷款400万，这样资金问题解决了，就可以往前抢进度。那时候，买材料也好，抢施工进度也好，付工程款也好，不欠人家一分钱，所有资金都是按时发，工人们日夜干，工地上灯火通明赶进度。为了保证施工质量，我也搬到工地上住，与工人们住在一起，随时处理事情，同时监督工程施工过程。

当时国家对建筑材料，包括钢材、水泥、木材等实行双轨制，建校用的材料都是国家拨的，比市场上购买要便宜。比如说钢材，国家拨的1000元一吨，而同时在市场上要3000元一吨。建校用的钢材有多余的，当时有人提出来，能不能到市场上卖出去。我说，那不行，钢材是国家拨的，用不完，要卖也只能原价给国家。

我对施工单位说，学校教学主楼完成时间是第二年的10月1日，如果提前一天，在9月30日以前完工，就给你1%的奖励。要是延期一天，就扣你1%，行不行？公司经理当时还不敢答应，说回去商量一下。我说怎么不敢呢？1958年，北京人民大会堂8个月建起来了，当时我在建工部，那么大的工程不到一年就搞起来了，现在这么小工程都搞不了？你们也是建工部的队伍，你回去问问你们的经理，北京人民大会堂、民族宫、华侨饭店等十大工程，都是几个月建起来的。后来他们同意了，学校和施工单位约定好，他们日夜干，这样1983年开工，到1984年学校就具备招生条件了。

先建小学和宿舍楼

为了保证学校正常开展招生工作，决定把一所小学和一栋教授宿舍楼先开工建起来。小学建好后可以先当教室，学校开学后就有了上课的地方；学校初建需要人才，宿舍楼不先建起来，人才也来不了。所以先盖了小学和宿舍楼。宿舍楼每套面积大概120平米，现在看也不是很大。当时规定住宅楼每套不能超过90平米。报规划方案的时候我说，这样的住宅条件学校招不到人。后来建工部计划司司长帮我想办法，说图纸不改，施工时加一块隔板不就行了，单套面积不就多了。我说这是你说的。后来房子建好验收时为房子超出了面积的事争论，我也没办法说这是谁说的，最后我说，要处分就处分我吧，在施工时我加了一块隔板，实际上最后加的不止一块板，是两块板，这样每套宿舍面积有的100平米，有的110平米，最高到了120平米。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90平米的住宅谁会来啊！后来从哈建工和其他单位调教授来，看到学校的住房条件，教授们都很满意，都愿意来。

学校建设工作基本完成

小学先开工，教授楼第二个开工，接着，整个校区基本都开工了。建筑材料没有问题，工程款也没问题，施工单位也很积极。我们从银行贷款，说到做到，一般1月份国家拨款就下来了，拨款下来后，首先还银行贷款。后来建工部的同志发现了就问我，吴江，你招标是怎么算的？那时候材料价格上涨了5-6%，贷款利息有将近3-4%，材料的涨价，比贷款利息还多，算下来，向银行贷款你们还赚了。

那时候，搞建设也没什么经验，只是在建工部工作久了以后，有一套快速施工的经验和办法。当年人民大会堂那么大的工程，10个月就完工了。工程拖的时间越长，花钱越多，也影响学校招生和教学。那时我想的就是怎么样快速保质保量地完成学校设施建设。到1984年，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开始招生，1985年，学校各项基础建筑设施基本建成，开始正常教学。我在城建学院工作了5年，除了学校后面的一个体育馆，一个招待所以外，其余的学校主要办公楼、教学楼、学生食堂、图书馆、校医院等辅助设施都由我主持完成了建设工作。

初步建成后的学院远眺图

我本来应该在60岁退休，1986年我写了报告，当时建工部领导说不行，你要多干两年，而且还下了文件，你到62岁保证让你下来，不仅让你下来，你还可以回建工部，回建委。1988年，我62岁了，我和建工部领导说，我到时间下来，同时有个要求，你能不能把湖南城建局局长白明华调来，接我的班。白明华当时是建工部规划专家，“四大名旦”之一，从波兰留学回国，学的是建筑专业。他毕业以后到建工部标准设计院当工程师，后来，湖南要他，慢慢提拔当了湖南建设厅厅长，我在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当院长时，他在湖南城建局当局长。当时湖北省委组织部要从其他院校调人来接替我。我说不懂专业的不合适，后来建工部把白明华调来了，同时我也从建工部直属院校引进了多位教授，他们一起从四面八方来到学校。

（吴江，原武汉城市建设学院院长。本文由潘群访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