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实践 与医结缘
我是1951年出生的。为了响应毛主席深入农村实践锻炼的号召，1968年，我作为首批下乡的知识青年，到了湖北省荆州地区江陵县董场公社桥河大队六小队。我们是12月下去的，天气非常冷，条件也很艰苦，住的是茅草房，外面下大雪里面就下小雪，早上醒来被子上全是雪。由于我是过敏体质，全身起荨麻疹，还发生了几次过敏性休克。尽管是这样，我仍然没有想过放弃，中途也哭过，可是哭完也就坚持过来了，没有任何的思想包袱。后来还和当地村民一起战胜了洪水，在这个过程中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直到现在都还保持着联系。1969年我被评为江陵县“优秀知青代表”。
1970年工厂招工，我分配到了湖北省化工机械厂。厂里缺乏医务人员，我被安排到了医务室，成为了医务室里唯一的护士。面对新的工作，一切都需要重新学习。我每天提前1个小时到岗，听医务室的医生讲课，学习医学的基本知识——解剖、药物名称、伤口处理、打针、发药以及常见病的处置。之后跟着医生到各个车间出诊，处理突发事故，有时半夜陪伴急诊病人至武汉市二医院、传染病医院就诊。虽然当时我还没有经历过专业的学习，但通过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基本能够对病人病情做出正确判断，并进行初步处理。除了临床工作外，我下班后还要将医务室用过的纱布、玻璃针管等耗材进行清洗和消毒处理，经常忙完就到了深夜。我在医务室工作两年后迎来了上大学的机会。
刻苦求学 师恩难忘
1972年，国家招收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经过群众推荐、学校复核后，我进入武汉医学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学习，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当时72级工农兵学员分为药学专业、公共预防专业和临床专业，每个大班有120位同学。我们这批学生来自祖国的不同地方，各年龄段的都有，文化水平也参差不齐。面对这样的情况，当时担任教学的老师们想出了很多办法，尽可能的让同学们都学懂。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每个寝室门后都放上一块小黑板，上课时没有弄懂的，晚上回寝室后同学之间就在小黑板上相互讲解，把没有学会的知识弄懂。每隔几天，老师们都会在晚自习时到寝室来答疑解惑，把大家都没有学懂的知识再讲一遍，直到大家听懂为止。
我现在仍旧清晰地记得各位老教授给我们上课时的情景。我们的裘法祖院士讲授阑尾、甲状腺、包块的切除手术，非常地亲切，没有任何架子；病理教研室的彭杰青教授讲大叶性肺炎病变，写完板书就在自己身上示教，在身上给我们指出肺炎的侵袭范围，下课后衣服上全是白色粉笔灰；熊密教授带同学做出血热病人的现场病理尸体解剖；解剖教研室的汪如龙教授边讲边画图，并认真地在标本上指出相应器官的位置；病理生理的王迪浔教授讲引起水肿的病因；耳鼻喉的王琦教授带同学做扁桃体切除术；传染科的郝连杰教授带学生们到仙桃实地治疗血吸虫病，因为那时候条件有限，医务人员也不够，所以各大医院的教授就带着学生到疫区一边医疗，一边教学。我每次想起当年教学的老教授们，就仿佛又回到了自己上大学的时候。医学院的老教授们对每一位学生都非常的热心、耐心、细心，对待学生就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我体会最深的就是，老师们都有一种对教育负责、对学生负责的精神，在教育中尽职尽责，希望培养出更多的学生，毕业后能够投入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虽然有的老教授已经离开了我们，有的年事已高，但他们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同学们也知道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都学得非常刻苦，相互帮助，懂得感恩，服从国家分配，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培养出了我国后来几十年医学发展建设的中坚力量。
黄汉菊教授在图书馆前留影
教书育人 授之以心
1975年12月，我毕业服从国家分配，留在了武汉医学院基础学部的微生物学教研室。我们教研室的杜公振教授是最有名的教授。我来教研室的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他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在以前的老五大教研室，他就住在那里，房间里都是书。他每天早上四点就起来，开始用一台很老的打字机编书、编字典。他精通五国外文，英文、德文、日文、法文还有拉丁文。在我印象中，无论是学校里准备出国的人员或者是拿着资料来请教的人，他都会把他们咨询的问题和回答整理好并打印出来，就是那么好的一位老先生！他是国家二级教授，和老同济医学院一起过来的，从上海到四川李庄，又到了武汉，后来出国，回国后担任我们教研室的主任。他每天早上7点到教研室来给我们青年教师上一个小时的专业外语，今天上一段，明天上一段，日积月累把微生物的那本专业书给我们上完了，为我们弥补了专业外语教学上的空缺。
（1977年寄生虫和微生物教研室教授留影，前排右一为杜公振教授，右二为刘恭植教授，左一为邓瑞麟教授）
其实说起来，要当一个名副其实的好老师可比我想象的复杂得多，从备课到正式上课，中间要经历很多环节。首先要认真听教研室的前辈们讲课，帮着教授们把教学用的挂图扛到教室挂好后，坐在第一排听课并认真做笔记，下课去帮教授们擦黑板，晚上再整理笔记，遇到不懂的还要向教授们请教。然后仔细地看专业教材，结合前辈们的讲课经验再写讲稿。讲稿要详细到什么时候板书，什么时候指图，就像写电影的脚本一样。讲稿写完后，请教研室的主任刘恭植教授帮忙修改。修改完讲稿，还要在教研室全体老师面前进行预试讲，大家对讲课内容和讲课方式进行评价并予以鼓励，直到我们对该授课内容非常熟悉，甚至到了倒背如流的境地，才能真正地走上讲台给学生上课。我至今还记得我给学生上的第一堂课是“厌氧菌-破伤风梭菌”。我就这样为学生讲了五年课，后来可以高质量的通讲微生物及免疫的全部课程（当时免疫也列入微生物学教研室），真的是可以达到直接背诵的程度。
黄汉菊教授在五大教室为学生授课
在教学工作中，理论课只是一部分，除此之外还需要带着学生上专业实验课。在每次上实验课前，教研室的实验主任、副主任、主管技师都亲临现场认真地做预备实验，带领任课老师仔细地掌握每个实验的细节。从实验准备到实验操作，样样都学。例如：洗管子、洗瓶子、洗平皿、配清洁液、配制各种培养基、牛肉汤基础培养基、营养培养基、鉴别培养基……我虽然没有什么休息时间，但就是不觉得累，好像每天都有用不完的精力，有学不完的知识，几乎每天都是教室、宿舍、食堂三点一线。当时的实验小班只有12个人，而整个年级有上百人，我每周工作6天，每天上午下午各讲1遍， 5天下来把同一个内容讲了10遍。从75级开始，我都是亲自带着他们做实验，一直到退休。
实验课结束后与七年制学生留影，左四为黄汉菊教授
1995年，中央电视台在全国遴选医学微生物学的远程教学教师，学校推荐我去参选。因为当时急需远程教学老师，我拿到《医学微生物学》课本后连夜备课，第二天就开始了正式录课。我在试讲录用后担任中央电大医学微生物学主讲教师，将医学微生物学按照18讲授课，该课程在中央电视台教育频道连续播放5年。2004年，我荣幸地接受了高等教育出版社编写《医学微生物学》教材的主编任务，我感到非常高兴，也深知责任重大。本教材的编写作者来自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苏州大学、中南大学、大连医科大学、安徽医科大学、广西医科大学、江苏大学、武汉科技大学、遵义医科大学、江汉大学、内蒙古医科大学、齐齐哈尔医学院、湖北医药学院和贵州大学等15所高校医学微生物学教学、科研的一线专家，特别是全国各高校的优秀年轻教师的加盟，为教材的编写增添了新的力量。《医学微生物学》教材从2004年第一版到2020年第四版，已在医学本科生教学中使用了18年，获得了全国高等医学院校的教师及学生的广泛好评。全书分为37章，每一章都相应配套提供了数字资源，其内容包括教学PPT、英文摘要、章小结、思考题及参考答案、自测题、微课与拓展阅读等，使教材保持科学性、先进性和实用性。加深了学生对教材内容的理解与记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与科学精神，增强科学素养。该教材也为我校争得了荣誉。
潜心科研 发奋图强
1990年，同济医院儿科收治了一名被其他医院误诊为结核性脑膜炎却久治不愈的小患者。为了有效地治疗患者，挽救患儿宝贵的生命，准确地找出引起小患者脑膜炎的病原体，同济医院儿科医生联系了我们微生物教研室，教研室就派我去取患者的脑脊液回来进行分离培养，帮助确定其病原体。经过将患儿的脑脊液分别在普通培养基、血液培养基、厌氧培养基、真菌培养基的液体和固体培养基培养，三天后发现在真菌培养基——沙保氏培养基中检测到了菌丝生长，于是我第一时间通知儿科医生，该患儿可能是真菌性感染引起的脑膜炎。于是儿科医生将正在使用的抗生素立即停掉，改用抗真菌药物进行治疗。经过治疗后，患儿病情好转直至痊愈出院。在患者出院前，我与患者家属沟通后征得同意，再抽取一份患儿血清作为验证。回到实验室，我又把患儿的感染菌进行分离培养，粉碎后制备抗原将其电泳分离的抗原带，然后加上病人的血清（相应的抗体），再加上酶标记的抗人二抗，结果显示出有效条带，进一步验证了诊断的准确性。这是中国首例将波氏假阿列色菌脑膜炎病例写成文章，并展示了波氏假阿列色菌菌丝及分生孢子结构的扫描电镜和透射电镜图片。为临床工作中及时正确诊断波氏假阿列色菌感染，为临床用药提供有力参考。
做实验中的黄汉菊教授
1994年，是教研室最困难的时候，也是我面临教学、科研压力最大的时候。杨泗教授回国后第二年检查出肺癌脑转移，医治无效于同年的12月去世。当时教研室因为出国留学、读研究生、调任等原因，人员减少了一大半，教学力量削减了非常多。因为教学人员不足，我和蔡昌学老师面临四个大班的教学任务，我们两个人只好商量一人带两个大班的理论课，包括实验课的教学都是从头带到尾，这是我一辈子中最苦、最累的时候，但是挺过来了。基础医学院的领导也知道当时很艰苦，但是没办法，我和蔡老师都是党员，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像战场上打仗一样，连长死了，排长要上去，排长死了那就班长再顶上,我们都是带着这样一种精神在工作。当时除了繁重的教学工作，我又临危受命承接杨教授的课题《使用汉坦病毒核壳蛋白构建ELISA检测HFRS的研究》。我本是跟着朱景玉教授做真菌方向的研究，突然要转向病毒研究，有很大困难。但是组织上说：“你咬牙都要坚持下来，这个课题三年内必须要完成的。”分析完整个课题后，我向组织提出了要求。因为流行性出血热病毒传染性强，必须在P3实验室才能完成，目前我们的实验室条件达不到。于是我联系到了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杨瑞馥教授，去军科院边进修边做课题。当时缺乏的关键试剂——镍螯合亲和层析，是通过廖燕宏教授在奥地利购买后送到意大利，杨瑞馥教授在意大利开会的时候给我带回国的。我在军科院完成了最关键的部分后回到武汉，前后一年半的时间就把课题完成了，但是这期间可以说是起早摸黑、分秒必争。最后这项研究建立了 ELISA 捕获法检测肾综合征出血热患者血清中 IgM 抗体的方法，能在汉坦病毒感染初期检测到病毒核蛋白（NP），可作为肾综合征出血热的早期诊断试剂。在此研究之后，我又展开了针对汉坦病毒疫苗研制等一系列实验，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后面就带着学生共同完成。所以这一路走来，除了自己的努力外，还依靠大家的帮助。如果一个人单打独斗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我告诉我的学生，在工作中遇到困难要相互帮助，这样才能克服困难。
发光发热 心仍坚诚
我今年71岁，已退休6年，但是依旧每天准时去教研室，教研室还为我留了一张办公桌。我现在是基础医学院督导组成员，同时担任退休党支部组织委员。去年退休党支部获得了湖北省“优秀党支部”，支部的很多同志比我年长，有的还是我的老师，我能为他们服务我也很高兴。虽然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尽自己的力量为学院为教研室做一些事情。尽管岁月无情，我们这代人也逐渐老去，最年轻的也已退休进入古稀之年，但我们仍旧坚守初心、砥砺前行，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努力为学校建设和医学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发挥余热，贡献力量。
（本文由黄汉菊口述，杨健访谈整理。黄汉菊，基础医学院教授，目前任国家医学考试中心试题开发专家委员会委员，曾任同济医学院基础医学院病原生物学系副主任、湖北省寄生虫热带病学会主委、湖北省微生态学会副主委。杨健，基础医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