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专门请人写了一幅“建党百年”的书法作品挂在家中，有人笑话我说怎么不写些“身体健康、恭喜发财”之类的吉祥话，我说这就是我的革命情怀，我的信仰啊！虽然我已经离休很多年，但是我依然在坚持学习。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一直坚定着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动摇，坚定着社会主义信念不动摇，我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够领导我们人民走向幸福，领导我们国家走向富强。

走上革命道路

我是1929年生，今年已经92岁了。我曾经参加过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解放战争，所以国家给我颁发了6个纪念章，最有价值和分量的就是解放奖章，这是1956年国家颁发的，奖章是镀金的，做工精致，到现在都没有任何变化。

我的老家是江苏连云港海州区板浦镇，在我8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所以小时候我家里是很困难的。我现在还记得我小的时候，日本侵华战争就爆发了，日本兵也侵略到了我的家乡，经常来村里扫荡。虽然我没有参加过抗日战争，但是我见到过日本鬼子。那时候他们真是残酷啊，有很多无辜的老百姓，被他们抓来就斩掉了，把人杀了还不算，他们还要把人头都挂在城门上面，特别的血腥残暴，可以说毫无人性可言，从小就在我的脑海里留下这样一个深深的印象。

那时我们苏北地区是新四军第三师在管辖，军部在盐城，师长是黄克诚，他既能打仗，又能建设，在改革开放前期还曾经当过中纪委常务书记。新四军部队在抗日根据地逐步打开了抗战的新局面，同时也发扬了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所以好多当地的百姓都纷纷加入新四军，或者积极地参与拥军活动，苏北地区新四军与群众的关系如鱼水一般。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之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在重庆进行了一次历史性会谈，并且签订了《双十协定》，但是还不到几个月，国民党在1946年6月底全面撕毁《双十协定》，之后内战爆发。

那个时候我家庭环境不好， 1943年我就到了解放区，参加过儿童团宣传抗日。内战爆发后，共产党动员解放区人民积极行动，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响应号召于1946年8月毅然决定参军走上革命道路。我当时加入的是山东野战军（后来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并，成立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是陈毅。这支部队是接受作战任务从山东南下到苏北来的，和国民党打了泗州阻击战。我在新兵团训练了十天，就分到了第八师的野战部队，师长是何以祥，政委是丁秋生。到部队以后，班里给我们新兵开欢迎会，给我们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部队里的严格纪律，千万要记牢，不能违反。还专门有人教我们打背包，因为行军之前每个人都要打背包。我那时候年纪不大，虚岁才18岁，被分配到重机枪连，也不能干什么，主要就背着步枪、子弹和手榴弹行军。在长途行军过程中，班长、党员经常和我们谈心，虽然我远离了家乡，但是感受到人民军队的温暖，我也下定决心：虽然我年轻，但是自己选择的道路将革命到底永不变。

参加解放战争

那时候国民党已经集结了大批部队向解放区发起凶猛的攻击，当时他们采取的政策一个是全面进攻，一个是重点进攻。初期他们在部队人数和军事装备上有着明显的优势，光是进攻华东区的部队就有几十万，而且装备精良，除了全副机械化装备之外，还有飞机大炮。我们不说大炮了，连用的枪都是在日本投降后，我们把一部分日本兵的枪支经过海路运输到华东，用的都是这样的杂式武器。我们当时经常说：“我们拿过日本兵的枪，自己武装自己，再打国民党，部队以战养战。”那时侯不仅没有枪，就连一颗子弹都不能随便打，一个人只分配几颗子弹，打了以后就没有了，所以不能随便打。那时获取枪支、子弹都是很困难的，没有工厂生产，只能依靠缴获敌人的枪支和子弹。

双方的军事力量悬殊太大，所以战争初期真是太艰苦了。上面有国民党的飞机轰炸，下面有国民党几十万的部队对我们围追堵截。后来没办法，陈毅就提出来，我们大撤退，把城市都变成空城，让国民党占领，我们到农村去打。他提出我们不要顾虑一城一地，不要把一个地方或者城市看得很重要。我们当时的宣传口号就是：撤退是为了很好的再进攻，撤退是为了进攻，为了准备，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我们的部队向山东撤退，因为那里大山多，我们就跑到山区。到了山东以后，我们的政委丁秋生说：“虽然现在我们到山东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江苏的，还要打仗的。”国民党的几十万部队也追到了山东，把我们都围起来了。那时侯我们白天要躲避敌人的追捕，不能睡觉，晚上要趁着天黑行军，也不能睡觉。现在回想起来确实很艰辛。

我们在1946年12月与国民党打了一场著名的宿北战役。这场战役是陈毅和粟裕配合指挥作战的，面对的是国民党薛岳指挥的部队。这场战役很关键，我们首次全歼了国民党的整编师，是我们摆脱被动夺取战场主动权的关键一仗，可以算是我们在华东战区的一个转折点。我记得在战场上我们刚歼灭掉敌人就赶快撤退，并没有扩大战果，因为不跑的话就会有增援的国民党部队赶过来，又会把我们包围起来，就走不了，所以我们打完胜仗就连夜又朝山东跑。山东是我们的老革命根据地，老百姓朴实善良，对我们特别的好，我们吃的粮食、穿的鞋子都是老百姓连夜赶制，晚上给我们送过来的，大冬天我们没有御寒的棉衣穿，也都是老百姓给准备的。

后来我们又到了鲁南山区，那部著名的电影《南征北战》就是在鲁南山区。在这里我们又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歼灭战——鲁南战役。当时国民党有四个师的力量，都是机械化的装备，还有马励武的快速纵队，都是坦克、重炮、装甲车，虽然这些装备在现在说来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当时都是不可一世的。相对于他们的装备来说，我们都是杂式武器，而且行军就只靠两条腿。打仗的时候下着大雨，结果道路泥泞，他们的坦克开不了，装甲部队行动困难，这时我们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我们靠两条腿就可以随便走，所以后来在我们的猛攻下，他们已经溃不成军，我们歼灭了他们的26师和快速纵队，还缴获了一大批坦克、炮弹等武器装备。鲁南战役结束后，陈毅写下《鲁南大捷》的诗：“快速纵队走如飞，印缅归来自鼓吹。鲁南泥泞行不得，坦克都成废铁堆。快速部队今已矣，二十六师汝何为？徐州薛岳掩面哭，南京蒋贼应泪垂。”

之后国民党又有部队到了枣庄，把那里占领了。我们刚打完仗，休整了不到一天又赶往枣庄，对敌人发起总攻。我那时候还年轻，就一直背着枪跟着部队不停地跑。枣庄的战斗是三纵队和四纵队联合起来打的。我记得那时天气很恶劣，下着大雪，还缺衣少食，我们每个人除了背着枪还要背着干粮袋。干粮袋里的粮食就是用红高粱做的窝窝头，掰开了之后晒干，然后储存起来。我们有严格的规定，干粮袋不允许随便吃，随便吃是要受批评的。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没有粮食的时候才能够吃。比如说打起仗来，老百姓不知道是什么部队来了，分不清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们就会躲起来，这时我们就筹不到粮食，只能临时拿干粮袋里的干粮，用水泡一泡，吃了充饥。

打完这一仗，国民党认为共产党还有主力部队，他们就又调了几个师来，把我们赶到山区里去了。山东的大山，翻过去就是一条水沟，再翻过去又是一条水沟。我记得有时整晚都在翻山趟水沟，一个晚上就趟了一百多条水沟，不停地在水沟里来回转来回跑。我们就这样被国民党追着在大山里转来转去。最后没办法，陈毅和粟裕那时候就下决心要打一个大仗，改变当时的局面，要从中间把国民党的部队分割开。后来我们就打了那场著名的孟良崮战役，消灭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74师。这场战役对当时的战场形势影响很大，对当时中国的整体战局影响也很大。

孟良崮是山东蒙山山系的一座非常险要的山，北宋时期杨家将部将孟良曾率兵在此驻扎，所以称之为孟良崮。国民党74师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首，部队有全副美械装备，战斗力非常强悍，师长张灵甫是颇有军事指挥才能的将领。我们投入了4个纵队的兵力，不仅要负责围攻孟良崮上的74师，而且还要负责阻击援兵。那时这座山上就集中了几十万的兵力，他们的人挤在一块儿，我们的人也挤在一块儿。记得后来战地记者报道这场战争的战况时写道：一个炮弹投过去就有60个敌人士兵伤亡。可见密度之大。这么多人在山上，粮食也成问题。国民党在山上，也没有粮食吃。他们专门从南京派了飞机来给他们的部队空投食物，投下来之后，我们也去把食物弄过来吃。

我记得这场战争发生在5月份，正是收麦的季节。这场仗持续打了两天多，打得非常紧张。陈毅和粟裕下决心，要在中午12点之前，把敌人打掉，结束战斗。不然国民党的增援部队赶到后，会造成我们被夹击的局面。后来真的是在12点前结束了战斗，在我们的猛烈攻击下，74师全军覆没。因为后面还有国民党的援军，所以我们刚结束战斗，连饭都顾不上吃，饿着肚子就赶快往别的山区撤退。那时候真的是苦，一个小时要在山区跑15里路，要离开国民党的包围圈。我们有阻击部队把国民党的部队阻击起来，其他人才能够跑出来。山东都是沂蒙大山区，国民党主要依靠汽车行军，都需要从山的周围绕一大圈。而我们是两条腿行军，通常可以走山中的小路，一下就到了另一座山，所以我们通常比他们还快。他们感到奇怪，怎么他们没到我们就到了，等他们赶到了我们又跑了。

那时候战场的各项规定都很严格，俘虏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拿。连一只钢笔也不能拿，拿了就违反了俘虏政策，严重的还要受处分，这就是战场纪律。

国民党又调了部队对我们华东部队全面进攻，重点进攻。根据指示，我们以小部分兵力坚持内线作战，以大部分兵力向外线出击。那时我们在山东大汶口，是国民党的一个包围区。突围是在一个夏天的夜晚，不仅天气很恶劣，打着雷，下着大雨，刮着大风，而且还有国民党坦克、大炮的攻击。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连夜跑，跑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还端着枪躲在高粱地里，也不敢住下来，因为我们不知道国民党在什么地方，我们的人又在什么地方。后来我们到了鲁西南的沙土集，在那里和国民党57师打了一仗。那之后又打到了鲁西南的曹县。

1947年8月，我就在鲁西南这个地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是1946年8月参加的工作，经过一年的时间就入党了，这也充分说明了组织上对我的肯定。在那样的情况下，也没有任何的入党仪式，既没有入党申请书，也没有入党宣誓，更没有什么档案，我记得就写了一张小纸条给我们。虽然如此，我还是无比的兴奋与激动，有着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当时我们外线出击主要也是要配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渡黄河跃进大别山的攻势。刘邓大军渡黄河到大别山后，敌人也跟着他们追，我们就在敌人后面又出现了。这就是毛主席指挥的艺术，牵制了敌人，有力地支援了刘邓大军，并巩固了大别山地区的力量。

后来打了著名的淮海战役。我那时候年纪小生病了，调到了医院工作，负责医院药品器械的运输和发放，还参与接收治疗伤病员的工作。我们的药品都是从国民党军队缴来的战利品，我每天晚上都要趁着天黑把这些药品运回医院。记得有两次我骑着马去运药品，那时天下着大雪，地上已经覆盖了厚厚的一层，连战壕都被掩盖住了。马的前蹄踏到了战壕里，一下就翻了，我也从马上摔下来，埋到了雪地里，费了半天劲才爬起来，拍拍身上的雪，坚持把这些急需的药品运回医院。我当时文化程度低，药品上的很多字都不认识，还有很多都是“洋文”，没办法，我就拿着字典，一个一个地对，一个一个地弄清楚。然后再将所有药品分类排好，做完这些通常都到凌晨了。第二天早上5点我就要起床把器械、药品整理好，供医生护士们来领用。这段时间的工作让我认识到一定要提高文化，学好医学知识，才能更好的工作。所以就算工作再苦再累，我也利用一切空隙时间，刻苦自学，主动求教，不到半年的时间基本上掌握了基础的医用拉丁文。从这以后我就慢慢走上了学医之路。

淮海战役结束以后，就是著名的渡江战役。当时分三个地方渡江，我们是4月21号从西线安徽安庆渡江的。可以说渡江对完成中国革命有决定性的意义，也是解放战争中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战役。

渡江战役之后我从三野调整到了二野，跟着队伍进军西南，进军重庆。当时在四川有的地方解放了，有的地方还没有，还有土匪和国民党部队驻扎，后来才慢慢解放了这些山区地方。

继续求学之路

小时候由于家境贫寒，我只读到小学三年级。但是我上进心很强，很喜欢学习。部队里每个连队都有文化教员，当时没有黑板，没有笔，他就在沙地里写字教我们学习，我经常向他请教，问到最后他都对我说：“你的问题怎么这么多？” 我在部队每个月有1毛钱的津贴，我把钱攒下来买了一本小字典，揣在口袋里随身携带。我们的宣传单，地上捡到的一张破报纸，我都拿过来学习，拿过来读，不认识的字就对着字典查。这本小字典也一直陪伴着我、支撑着我继续求学。

1949年全国解放之后我在西南军区的直属医院工作，担任青年团的书记，那时候我也才刚刚20岁。当时部队里有好多人没什么文化，水平也不高，但是要成为国家和军队真正的主人翁，必须要提高部队的文化素质。所以1952年军队提出要“向文化进军”，全军教育训练，除了部分有文化的人之外，都要执行以文化教育为主的方针，开展以扫盲为重点的学习运动。军队办事总具有自己的特点，干什么都像打仗一样，学文化也如此。当时全军学技术、学文化的热情高涨。我也是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积极学习，考入西南军区第二速成中学，学习了2年。1954年参加全军统考，考上了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预科一年，1955年转入本科医疗系学习，1960年以优良成绩毕业。学校在上海，是原来国民党中央医学院，解放以后我们接管过来，当时给我们上课的教授很多都是国民党的。我就这样接受了正规的医学高等教育。

加入航天部

当时我们大学毕业分配都是听从组织安排的。解放军总后派干部召开分配大会，在会上没有给我安排工作去向，我还很担心该怎么办，去问了他们，他们说：“你先等着吧，最后给你分配。”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告诉我，要我到北京去，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后来改成航天部）工作，我感到很高兴。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对我的思想、表现、家庭等各方面进行了严格的审查，我当时很爱学习，而且组织观念强，组织上分配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所以就把我选拔去了保密单位。

我1960年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在那里一共工作了19年。工作不到两年时，领导就要我负责高级专家的保健工作。我的保健对象有研究院的专家们，还有师级以上的高干。像任新民、屠守锷、钱学森他们这些专家全是我的保健对象。他们都是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开拓者，能为他们的身体保驾护航，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这些专家们开会做研究设计的时候，我就要陪同一起，如果他们有什么问题，我就要立刻解决。我感觉到越是专家，人越好。他们都很好，很和蔼，很朴素，也从不提特殊的要求。我记得钱学森经常穿着一件卡其布的衣服，胸口挂着一只钢笔，在小食堂里吃饭很简单，非常的朴素。

1965年的时候，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更名为第七机械工业部，人员从上到下全部集体转业，但是领导和人员工作安排并没有变动。我就在这时脱下了军装转业了，我想如果不是组织上的集体安排，从我的经历和情感上，我是不会转业的。

支援三线建设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为了加强战备，国家开始布局“三线建设”，将国防、科技、工业、交通等逐步迁入三线地区。航天部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参加援建，我也是其中一员。1970年我和航天部的同事们到达四川川北山区的达州宣汉县农村，在那里参加062基地的建设和医院的建设。我们在大山沟里，生活条件十分简陋，物资供应极其匮乏。没有住的地方，就自己搭工棚，没有生活用水，就自己挖井，没有食物，就到山上去买。即使生活再苦，工作再累，也没有人抱怨过，仿佛有使不完的劲。

当地的老百姓不仅生活条件艰苦，而且医疗资源也极度匮乏，缺医少药，生病后得不到医治，常常把棉花梗或者树上的果子摘来当药吃，有的还吃中毒了。我们去支援建设以后，他们都很高兴，常常来找我们看病。我是内科副主任、支部书记，当时我们的医院还没有建好，我就开了一个简易门诊为老百姓看病。当地老百姓很多都是传染病，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讲的没有见过的传染病，我在那里都看到了。老百姓听说我们可以治病，白天晚上都来找我们，有的还用滑杆从几十里外抬着病人过来，我们都免费为他们治疗，帮他们解决疾病痛苦。后来，求医的病人实在是太多了，仅仅靠我也忙不过来，我就在当地培养了2个赤脚医生，一起为老百姓看病，缓解了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慢慢的，达县地区的领导和宣汉县的领导知道了我们为老百姓看病的事情，还专门到医院来看望我们表示感谢。由于四川山区气候潮湿，再加上常年的劳动建设，我的身体慢慢地垮了，浑身疼痛，1979年在领导的批示下我才离开了那里。

来到华中工学院

1979年我到了华中工学院，就在校医院工作。最初医院还叫卫生科，我是副科长。那时卫生科的位置在现在大学生活动中心前面那一块，前面有一栋楼，是门诊，后面有一栋楼，有病房。在当时看还算比较大的，医护人员一共有一百多人。我主要负责业务技术管理。那时医院还没有健全的医疗制度，我牵头建立规范了一些必要的工作制度，比如：抢救病人制度、值班制度、药品领取制度等。

那时候在医院真是忙，白天晚上地干，老人小孩都要管，要治疗抢救病人，还有些病人不方便去医院的，我就上门到他家里去给他看病。1982年学校一位老师在家里突然胸痛，我就把做心电图的仪器和医生带去他家给他做心电图，检查后发现是广泛性心肌梗塞，我说：“那就不能移动病人了，以免发生心源性休克，就在家里治疗。”我白天在他家一直守护治疗到晚上12点，晚上指定一个技术好的医生值班，我去准备第二天的治疗方案和药品，第二天早上5点我再去他家。治疗途中，我还请了一位同济医院的专家来，她看了我的治疗方案后，认为方案很合适，该想到的方法，能用的药都用了，就这样我们在他家里治疗了5天5夜，终于把病人抢救过来了。所以现在好多老人都认识我，虽然他们不知道我的名字，但是都叫我“好医生”。

坚持学习党史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全国宣传得很广泛，也都在组织大家学习，我也经常看电视新闻学习。现在提倡学习四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我认为我们党的历史应该从四个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解放前，第二个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开始，第三个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第四个阶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阶段。这四个阶段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展的。我也想谈一下我的学习体会。

在解放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了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我们经历了抗日战争，以前我们说是8年抗战，现在更准确的应该说是14年抗战，后来又经历了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在解放前好多有识之士都想着救中国，但是最后还是依靠共产党才成立了新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以后中国才有了明确的方向，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光辉历程。我们现在有这样的生活，是千百万的优秀儿女前赴后继用生命换来的，是非常不容易的，现在大家都体会不到了，但我是一路经历过来的，有深深的感触。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在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探索。我印象很深的有两点。

新中国建立时毛主席就提出国家一定要独立，中华民族一定要独立，过去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全部要废除。1949年底，毛主席访问苏联，主要目的就是废除关于旅顺、大连的不平等条约，在我们的强硬态度下，最后苏联政府同意将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铁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政府。同时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这件事情向全世界发出一个明确信号：在国家利益面前，新中国不会向任何国家妥协！所以之后香港和澳门也都顺利回归。

中国的近代历史上，国家经历了无数的磨难与战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家都是处在落后挨打的状态，充分说明落后就要挨打。所以，毛主席专门提出：“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 虽然在新中国建设初期，我们国家基本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但是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也要坚持发展航天和原子弹。培养了一批航天科技人员，现在都成为著名的航天科技专家，像孙家栋等，使我们国家航天科技发展很快，这些都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的。现在我们航天技术可以算是走在世界的前列，这都是在以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没有过去就没有今天。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我们国家伟大的觉醒，伟大的创造，是我们思想上、理论上一个伟大的进步，伟大的突破。使我们党的面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面貌、我们国家人民的面貌在世界上都不一样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就是从党的十八大开始的。新时代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些变化，深刻影响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我们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迎来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所有这些阶段的发展都贯穿着党的领导、党的发展这根红线，我认为一定要重视学习党的历史，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科学对待党的历史，并且善于运用我们党的历史上的宝贵经验。我离休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保持和发扬党的革命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建党100周年，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力量和智慧，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迈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迎来更美好幸福的明天。

（李桂林，离休干部，曾任华中工学院校医院副院长，生物系副系主任等职。本文由王涛访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