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采访宋绍瑛老人——一位抗战老兵的过程中，你很难想象，96岁，已是耄耋高龄的老人追忆起70年前的戎马生涯，精神高昂，眼神里放射出奕奕神采，让人动容。战争虽给他留下了终身残疾，同时也造就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面对历经磨难、高龄独居的老人，笔者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共情准备。但，想象中的孤独、颓废、酸楚统统都没有出现；笔者所面对的，是一个表面看似羸弱，实则无比强大的灵魂：坦然、平静、刚毅、忠贞。

   他记忆不太好，但对半个多世纪前在部队时的大部分细节——人名、地名、时间，能做到毫不费力地复述，就如刻在了脑子里一般。

   他的亲人、战友、同事，多已离世，但每每他谈及故人，点点滴滴，娓娓道来，言语间未露丝毫凄惶，仿佛他（她）们从未故去——他早已看淡了生死。

   他叙说最多的内容是战友、部队，言谈间刻意淡化个人功勋，甚至是惊心动魄的受伤经历。但稍纵即逝的瞬间，足以感受到他尘封已久的骄傲与荣光。

   他对生活没有丝毫抱怨，“想想那些死去的战友，我能活着就是福气”，他将今日的种种，都看作是党的馈赠，与之而来的是昭如日星的、对党的无限忠诚之心。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宋绍瑛爷爷所代表的抗战老兵群体，是即将走进历史的人，但他们曾经参与过的战争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我们得以窥见鲜活的历史。倾听和铭记他们的故事，无疑有更深远的意义：

记得亲，记得痛；知来路，识前途。

1925年，宋绍瑛出生于山东泰安肥城县一个农家，兄弟三人。少年时期，正值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一个偶然的机会，宋绍瑛邂逅了身为游击队长的徐勇，革命的火苗就此在心中种下。一个深夜，17岁的少年跑到离家六里地的凤凰庄，毅然参加了游击队，从此离家，一生流离，踏上血与火的革命征程。

在肥城县七区游击队，宋绍瑛担任徐勇的通讯员。一次抓捕特务的行动中，区队战友牺牲一人，负伤两人，于是徐勇队长派宋绍瑛运送伤员去黄河西边，顺便去学习卫生知识。宋绍瑛和同村战友两人被送到独立一团卫生队，学习战场急救、包扎等知识，从此担任起“卫生员”——这个在部队里不可或缺的角色。

“当时的卫生队长就是他（刘福），这是他的照片，他是老红军，已经106岁了。这个照片是我从电视上拍下来的，他告诉我们，部队需要你们两个去学习，学卫生知识，从此以后我就在部队搞卫生工作，这一搞啊，就是一辈子。”

刘福接受央视访谈，宋绍瑛拍摄

铁马金戈勇 英雄斗志昂

1945年8月，阎锡山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控制的山西长治地区[1]，上党战役开启。独立一团的看护长王江负伤离队，宋绍瑛从县大队卫生员被提拔为看护长，跟随部队参加上党战役。胜利后，所在部队也更改番号，变更为二纵四旅十团，隶属中原野战军（刘邓大军）。

“独立一团打仗牺牲了不少人，减员了，所以我们这个连就被编入独立一团，就在那里我们补充到部队里去的。我当了看护长以后，我们这个部队就打长治，那是1945年。结果阎锡山不是增援了部队吗，哎呀那一仗打得很（惨烈），有个上党战役的电影，我还看过。最后我们这个部队成了刘伯承，邓小平的部队了。”

上党战役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了一定程度的主动地位，直接配合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重庆的谈判。随后，宋绍瑛跟随所在部队又在邯郸附近参与平汉战役。

“毛主席要到重庆去，大家都害怕，蒋介石是不是会对毛主席（下手），那时候有这个传言。蒋介石这时候跟毛主席一边儿谈判，一边又发动部队北上，我们是正好驻扎在平汉铁路上。那个时候国民党有两个兵团，我们就在那里堵到他，后来高树勋（国民党将领）起义，马法五被俘。”

平汉战役胜利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回山东整训。宋绍瑛表现突出，于1946年1月在山东东阿县的一个中学里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宋绍瑛跟随部队，辗转山西、河南各地，“河南几乎都转遍了”，前后历经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役，其中就包括战况极为惨烈的羊山集战役。

“我们团是主攻，打进去几次又给（敌人）推出来，那时候我们部队武器太差了。国民党在山上，居高临下，还有飞机。我记得我们那个营，四个营级干部死了三个，一个重伤抬到后头去了，韩刚正营长牺牲了，马斌副营长牺牲了，还有姓黄的政委也牺牲了，张洪庆副政委负重伤，给抬到后方去了，我还没什么大事，居然没把我打死，也没负伤。”

“到了第二晚上，天黑的时候，都杀红眼了，那炮把山都打红了，夜里那整个山都是火红火红的，人人都往上冲，硬是把羊山集打完了。那一次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在战役以后看见那么多死人，太惨、太惨了……（长叹）。我跟着部队在那里清理现场，把那死尸往那个塘里拉，我们的人也好，国民党的人也好，都一起埋在那里，分不清了，那么多战友，真是啊……连个墓地都没有。”

惨烈的战役过后，部队开始整训。但不到一个星期，部队就接到南下的命令，也就是著名的“千里跃进大别山”。后有追兵，前有黄泛区阻隔，也没能阻拦部队南下的步伐。

“我们路过那个黄泛区的位置，诶呦，真的不得了，一踩下去脚丫子上都是淤泥。后头还有国民党的军队在撵我们，刘伯承下了命令：迫击炮可以扛着拿走，其他的炮一律炸掉，不能带，所以后来我们重武器都丢了。”

“过去黄泛区，我记得是在潢川，就是河南的跟湖北搭界的地方，我们那个营住在北关里头，原来通知的是晚上12点撤退，突然间一个命令，叫我们守在那，说国民党的部队追上来了。我们营长要去侦察，我作为看护长也得跟着去。去了一看，（局势）已经蛮紧张的，敌人都到跟前了，我们回不了城里头了。晚上，营长就召集干部开会，在潢川北关外头有个炮楼一样的台子，就在台子上开会，讨论怎么办。一个（选择）是在那等着，被国民党俘虏，或者被消灭，一个（选择）是突围出去。我们都说，就算死，也不愿意当俘虏！那时候连里的党员名单在我身上，我就先把那名单都给撕了，埋到炮楼的地下，接着所有人都从炮楼上跳下去，头也不回，一直往前跑。结果我们真是命大，硬是跑出来了，没一个人当俘虏。”

“我跑出来，回到大别山里头，见到刘福，刘福说，哎哟，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我说，回来了回来了。（笑）”

宋绍瑛的纪念章

军民鱼水情 患难显真情

1947年8月，刘邓部队进入大别山后，远离后方，又面临国民党30多个旅的围困封锁，完全断了补给，粮食、弹药、被服、药品都得不到及时补充，生活异常艰苦。但靠着当地百姓“舍家”式的鼎力相助，部队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硬是在荒凉的大别山里坚持了一年左右。

“当地老百姓对我们那真是（太好了），我有的时候聊天说笑话儿，幸亏我们胜利了，要不人家卖布的老百姓算倒了血霉了。我们打条子给人家，说将来再给你钱，人家就把布都给我们了，管它白布、花布，什么都收。弄来以后干什么？白布做面子，花布做里子。面子上不能穿白的，这大别山有种树，叶子打下来煮水，跟那白布一起煮，煮了以后捞出来，那个稻田地有紫泥，把它埋在里头，埋一晚上，掏出来一洗，就是个黑的。穿几个月以后，就是黑不黑红不红的样子。我记得我的衣服做坏了，上头袖子穿不进去，营长的衣服就给我了。”

在大别山待了近一年，宋绍瑛所在部队突围到河南南阳一带，继续与敌人打游击战。1947年10月，在伏牛山战役中，宋绍瑛在救治战友过程中光荣负伤，从此落下终身残疾。

“我当时是在营里当看护长，跟着营长一起到前线去，当时天上下着小雨，一个炮弹就打在三四个人的中间，我跟营长跑得快些，回头一看，警卫员的肠子都出来了，当时人就没了。还有一个伤员在喊：“卫生员……卫生员……”，当时那炮火还密得很，也顾不上，我赶紧过去包扎，最后正要系上（绷带）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大腿，像是被人狠狠锤了一下，我一看，裤子炸开一个大窟窿，子弹打到动脉了，那个血啊直喷，喷得脸上到处都是，我赶快用手按着。正好这时候来了个卫生员，叫小白的，赶紧给我从大腿根起扎上，血就流得慢点，我就躺在旁边一个沟里等着，后来担架队来了把我抬下去。刘福一看，打开以后血直冒，就不敢换药，得送到后方医院去。刘福心疼我，给了我两块钢洋。我负伤倒不哭，结果他给我两个钢洋，我感动得哭起来了。”

“后来刘福把我送到了旅部后方医院，在张良镇，南阳北边儿，产姜的地方。晚上出发的，人家河南老百姓，四个人，到现在我也搞不清人家是哪里人，只知道那老百姓真是太好了，两个人一组，轮流换着抬我，走了两天，最后把我送到了。我心里感激人家，但我啥都没有，就把两块钢洋给人家了。”

踏上新征程 迈步从头越

在旅部医院，宋绍瑛养伤养了大半年。伤恢复到差不多的时候，宋绍瑛被调至中原荣军学校校部卫生科，任医务干事。——“我真是个有福气的人，怎么就挑中我了。”

1949年春，荣军学校校长朱永年职务经历几次变动，最终调任中南荣军管理总局任局长，宋绍瑛作为随行人员，随其一起迁往武汉。

1952年，部队转业，组织提供了三个岗位供选择，宋绍瑛服从组织安排，被分配至中南建筑工程学校。

“52年的时候，部队就开始转业，中南行政委员会卫生部通知我去谈话，我那时候结婚一年多，带我老伴儿一起去，她也是部队的。人家说，你们的部队要转业到地方去了，有三个地方你们可以挑，有北京、河南这两个地方，好像是什么工厂的，搞不清楚。还有庐山的一个学校，原来叫中南建筑工程学校。

在部队里我们都习惯了，不挑不拣，我们就说坚决服从分配，到哪儿都行。所以卫生部的说，那你们到学校里去吧，学校刚开始建设，需要人。好，就这样我到学校（中南建筑工程学校）了，一直到现在，就这样走过来了，从当兵打仗，搞这搞那，转来转去，直到走到这来。”

（话及至此，宋绍瑛并未多提老伴儿的事，随着不断询问和话题的展开，笔者惊讶的发现：清水千代子——宋爷爷的老伴儿，背后也竟然有这般不凡的革命经历。这对革命伉俪，跨越国籍、成见，在经历血与火的洗礼后，用生命书写的是更加动人的故事。）

军中结伉俪 风雨并肩行

武汉解放后，中南荣军管理总局搬到了中南行政委员会民政部，办公地点改到了汉口的花旗银行。在这里，宋绍瑛邂逅了清水千代子——日后的老伴儿。

“我老伴儿是个日本人，原名叫清水千代子，是第四野战军的，她1946年参加革命的，她原来在东北齐齐哈尔满铁医院，是日本人的医院，她是医院专门培养的护士。日本投降以后，把他们抓了，本来是准备遣返他们送回日本去的，谁知道当时我们要组建第四野战军，要成立后方医院，需要医务人员。当时成立的时候没有人（才），像我们这些人，什么都不懂。她们那批人（医务人员）都有真东西，所以护士也好，医生也好，都没回去，就都留在后方医院里。”

1946年，清水千代子被编入第四野战军后方医院，而后随四野部队南下至武汉。1950年左右转入中南荣军管理局，得以与宋绍瑛相识。

在荣军医护工作中，清水千代子表现出了惊人的耐心和细心。

“她在荣军疗养院当护士长的时候，朝鲜战场回来的很多人，手脚都冻坏了，惨的很。她对那伤员，巡回看护、换药啊，那真是特别的（耐心）。有很多牺牲了的（士兵），也送到我们那里去，她都会给他们一个个洗澡，希望这些士兵走的体面一点，这都是没有人要求的。当时条件特别差，遗体都放在仓库里，晚上她担心有野狗野猫进来（破坏遗体），就一夜一夜不睡觉，守到那里。”

一寸丹心图报国

1954年，清水千代子立志入党，写信给武汉市委，但由于外国人身份当时无法入党。但清水并没有气馁，又马上写信给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要求加入中国籍，经多番审查后，得到批准，并于1955年加入中国籍。

1956年，清水千代子通过上级党组织考察，光荣的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纳外国人入党，这在当时并不多见，充分体现了我党的胸怀、包容度和号召力。

“加入中国籍就得改名，当时的医生叫孟庆轩，他说清水呀，你做事认真，特别是毅力强，不如你就叫宋毅。就这样，宋毅成了她的中国名字。”

1958年，宋毅义无反顾地响应国家下放干部号召，丢下5个月的孩子，随宋绍瑛下放至潜江劳动一年。

“当时中央规定的，喂奶的妈妈可以不下放，党委做她的工作，她坚决要去，说不能搞特殊，硬是跟着我干了一年，种棉花、种麦子，累死累活，啥活都干。”

1959年1月，宋毅报名参加高考，报考湖北省中南医院，首次考试准备不足，未被录取；宋毅并未放弃，继续复习参加第二次招生考试，终被录取至武汉医学院预科班（此时中南同济医学院已更名为武汉医学院，为同济医科大学前身，后合并至华中科技大学）。

在医学院预科班，宋毅废寝忘食，刻苦学习，原本需要两年读完的预科课程，只花一年时间就全部学完，提前转入武汉医学院，进入正式的本科学习。在校期间，宋毅表现突出，多次获得学校嘉奖。

1965年，宋毅完成学业，从武汉医学院顺利毕业，被分配到武汉第七医院，而后作为医务技术骨干，被抽调至潜江地区江汉石油勘探会战指挥部职工医院[2]，以满腔热情投入医院的建设工作。

“那时候她当连长。那真是能吃苦，医院要建设，都是体力活，她一个女同志，带着医务人员，干男同志的活儿，带头抬盖房子用的水泥预制板，那（态度）真是没的说。”

在江汉油田医院，宋毅一待就是七年，将全部热情都扑在了工作上。忘我的投入工作也得到了组织的高度认可，“后来人家让她作为先进事迹的典型代表，到湖北各个地方去做报告。”

1970年左右，宋毅从五七油田调回至中南建筑工程学校卫生科，除了满腔的工作热情，耐心、细心的风格一以贯之，更能主动为集体增收节支，克己奉公，廉洁自律。工作中宋毅处处为他人考虑，对后辈多有照拂，年轻一辈都亲切地叫她“宋妈妈。”

“她从五七油田调回中南建筑工程学校卫生科以后，工作也是负责得很，一到节假日，她就跟人家（同事）说，你们都休息，我值班。她什么都搞，药房、看病、值班……公家的钱，一点都不沾，并且她还会主动想办法（为集体增收）。那时候她组织医务人员，在不忙的时候去勾女贞子（中药材名），晒干了卖到武昌中医药公司，不管卖多少钱，全都上交到财务科，所有的收据现在都还留着。她这个人，人品真是没说的。”

1986年左右，两人先后退休，此后曾旅居日本数年。旅居期间，两位老人始终关注着国内的情况，一直到回国后。两人积蓄并不多，但二十年来，每逢国家有灾难就交“特殊党费”，已经成了两人的默契。汶川地震期间，两人一次性就捐出伍万元。经年累月，捐赠证书已积攒了厚厚一摞。

“我们老了，别的也做不了，帮不上忙，就想尽到共产党员的责任。”

2016年，辛劳一生的宋毅在华中大喻园的家中溘然长逝，享年85岁。许多与宋毅医生接触过的医务界同事们纷纷以各种形式悼念，从部分节选的网络留言中，或许能够得以一窥宋医生人品之高洁。

宋毅为新中国的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人固然有国籍、种族的分别，但一颗充满奉献、善良博爱的灵魂却可以跨越阶级、意识形态，赢得人民的信赖和支持。

满怀感恩  无怨无悔

“我对现在生活很满意，太满意了，国家发展的这么好，我真是没有想到，我是个有福气的人啊。”

“有福气”是宋绍瑛挂在嘴边上最多的一句话，过往的戎马生涯在他看来，是义不容辞、理所当然的付出，能够活着，已经是最大的幸福。此后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馈赠。谈及今日之国家盛景，老人数度哽咽，潸然泪下。

“87年的时候，我刚到日本，从飞机上往下看，人家汽车多，高楼多，还有新干线，我看了那真的（羡慕），我给我老伴儿讲，我说哎呀宋毅，我们国家如果像日本这样就好了，真漂亮。”但现在你返过头来看看，这也才30多年，我们国家的建设，已经远远地超过日本了，高铁比它（日本）的新干线更漂亮，跑得飞快，飞机我们自己也可以做了，还有地铁，真是做梦都想不到，武汉市也有地铁了，还有十几条线。”

  “我们的领导人，不简单啊，把我们国家治理得这么好。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到了毛主席纪念堂，一进门，不是有毛主席一个坐像嘛，他把花圈放下，他弯着腰，给毛主席在那里鞠了躬，弯着腰，我看着（那一幕），很感动（哽咽）。

他在心里把毛主席放在很高，他没忘掉毛主席老人家，我这越想啊，越觉得我们建党一百周年了，不容易。”（泪）

“我这一辈子，算是共产党、人民把我养大了，我也没什么贡献，也就是跟着部队一直走过来，我现在心里能安慰自己的（是），我为革命还流了一点儿血，算是我没有被白养着，这是我唯一感到安慰的。”

“所以我想说，我们千千万万要记住，我们党的不容易。从井冈山开始，国内战场、朝鲜战场几十万人（牺牲），太多、太多了，那都是千千万万的烈士，我们现在呀，真是享他们的福。毛主席、周总理他们，那些老红军、老革命，他们得到个什么？现在我们国家这么好，他们看不到了。”（泪）

后记

访谈快结束的时候，老人微笑着说：“我设了个灵堂，毛主席、周总理，还有我老伴儿，都在那里，你要不要看看？”

氤氲的香味中，伟人们慈祥的脸孔和老伴儿年轻的笑脸次第排开，伴随着静谧、祥和的气氛。老人微笑着，敬了一个军礼。

  （宋绍瑛，生于1925年，祖籍山东泰安肥城。17岁在家乡参加游击队，后加入冀鲁豫军分区独立一团，任卫生员。先后参与上党战役、平汉战役、羊山集战役，并随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在伏牛山战役中光荣负伤；解放后先后就职于中南荣军管理总局、中南建筑工程学校。本文由范翠璇访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