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革”期间， 当年的华中工学院(以下简称华工,1988年改名华中理工大学,2000年与原同济医科大学、原武汉城建学院合并,组建华中科技大学)算是历史的幸运儿,“文革”之后,居然出现了三个“没有”——学校主要领导人没有变,师资队伍没有散,科研教学设备没有滥(有些学校的设备都转用于生产)。何以得天独幸?多亏当时学校军宣队指挥长刘崑山同志执行政策较稳,教师、干部受伤害较少。像朱九思同志,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得到“解放”,后来恢复了党委书记兼院长职务。

1976年冬天,我们学校面临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讲天时,“文革”已结束,由于我们受的内伤较小,就有可能充分占有1977年以后的一段时间来谋求学校的提高和发展。讲地利,我们学校的校区条件在全国是少有的,处在武汉之郊,东湖之滨,有山有水,校域辽阔,郊而不偏,静而不僻,历经二十几个春秋的建设,已被装扮成园林式的学府,而且仍留有发展的余地。当年选择校址的领导真是有远见!讲人和,我们1953年建校,集中南地区五 校工科方面的机械、电机、动力和基础课教师200余人,以后逐步发展,人数已是当年十倍,但从来就以团结而著称。1971年11月，武汉机械学院并入,仍然是东西南北浑然一体,没有派别,这都是极为难得的人和条件。

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在1976年,我们的实力比较弱,是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封闭躯体。这时的教师虽号称1800人,但出过国、留过学的仅50多人,且多数是留苏的,有研究生学历的区区30余人,能阅读英语书刊的人极少。“新五届”毕业学员300多人留校,他们当时叫“工农兵学员”,上面要求“以产品带教学”,完全打乱了原来的教学计划,学的很差。为了防止“断层”,又办了一个当时俗称的“回炉班”,就是将“文革”当中毕业的所谓“69、70届”的招了将近200人。他们在校只学了一年或两年,当然不够。至于原有的1000名左右专业课教师,释卷多年,“文革”后到图书馆看外文期刊,有些文章看不懂了。因为在十年浩劫期间,人家的科学技术进展很快,新的数学方法用的较多,我们教师的业务落后了。上述种种,说明必须补课,加强师资培养。

在一定条件下,事在人为!当时的校领导及时地抓住时机,狠抓师资培养,把师资队伍建设摆在“四大建设”(教师队伍建设、学科建设、实验室建设、校园建设)之首位,作为学校发展中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

二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为了有效地引导和指导师资队伍建设工作,学校于1977年开始制定和实施第一个师资培养规划,1979年底开始制定并实施第二个师资培养规划,1982年又开始制定和实施第三个师资培养规划……师资培养一步一步地走向高潮。

一谈到规划,当时有些教师持怀疑态度,认为是“鬼话”,根本不可能实现。然而以九思同志为首的学校党委却令出如山,不允许打丝毫折扣。九思同志在1977年连续三个月详细听取各个系的汇报,然后又和教务处、教师办的负责同志反复研究,确定师资培养的方向和实施方案,并责成有关处、办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和督促检查,一有情况及时汇报。在以后的几年中,学校党委每年要研究八到十次师资培养工作,一两年开一次全校性的师资工作会议,加上院刊、简报经常介绍经验,批评后进单位,使学习、读书、学术交流的风气日盛一日。

现将学校从1977年到1984年底实施师资队伍建设的情况和结果,概述如下。
1.首先对中青年教师进行脱产补课
学校党委抓住“文革”后在校学生人数不多,教学任务不重,科研任务不急的有利时机,大抓现有教师的脱产进修。
有近300名“新五届”的青年教师脱产三年补习大学课程,而且首先从3000道初等数学题做起。大约180名“回炉班”的青年教师脱产学习一年半。

举办以补习英语为主的英、日、德、法、俄五个语种配套的外语学习班(包括从1980年开始的两个月的暑期外语班)共230多个,培训人数达5600多人次。

对中年教师则补基础理论(主要是指八九门数学课,理论物理四大力学课,计算技术三门课,加上自然辩证法等共16门课),人均需要补习课内学时约1000学时,相当于脱产学习一年的时间。
培养结果,绝大多数教师当然有了很大提高。这是真正的业务素质培养。正是由于抓好了理论基础的培养,就为今后教师的能力培养,自我拓展专业,转创新专业打下了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