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81年初,中央最高领导人事变动的消息传达到了高校。此前,“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还是在紧紧地束缚着人心。因此,九思同志在“文革”后能立即放手抓师资队伍建设,比大多数高校的领导整整早抓了四年以上,而且一抓到底,抓得很紧,在扩大队伍、改善结构、提高水平三个方面环环相扣,成效卓著。因此又可以说狠抓了八年(九思同志1984年12月26日卸任)。这个“四年”和“八年”,就使我们华工出现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后来有些上层人士往往说我们“自我感觉良好”,言下之意是说我们自不量力。但实际上是他们在用老眼光看事物,不知道这“四年”、“八年”所引起的量变到质变何等显著!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华工的师资培养工作在短期内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和效果呢?一些学者为什么很乐意调到我校来工作呢?笔者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九思同志先进的办学思想、高超的管理能力和优秀的人格魅力密不可分的。下面就笔者依稀的记忆略举几例。

    “文革”中,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十年基本上没有教学科研。常言道,用则贵,不用则贱。许多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成了可有可无之人,有的被下放,有的被流放。但此时华工的党委书记九思同志却以其“爱才如命”,“高筑墙,广积人,深挖洞”的口碑广泛传闻于教育界和知识阶层。那时,在学校党委下面有三个处级单位分工合作管师资工作,教务处主管培养工作,教师办主管调查研究和思想工作,人事处则分管调配,其中有几位同志年年月月到处去发现和发掘人才。

    例如,陈应天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的得意门生,很有才华,夫妇二人在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山东聊城一个普通机械厂工作,真是埋没人才。九思同志知道后,即派人事处副处长去把人挖了过来。后来学校又公派他到英国剑桥大学闻名世界的卡文迪什实验室读博士学位,室主任Cook教授交给他的研究课题是引力方面的一个难题,过去有些学者与博士生未能解决,但陈应天终于解决了,Cook教授当然很高兴,并同意将实验装置全部无代价地送给我们学校。因引力实验室必须具备恒温与防震的条件,于是九思同志决定将实验室建在校区后方的喻家山下已经修好的防空洞中。20多年来,该实验室一直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一个纯工科大学,建立这样一个理科最基础的实验室,这在全国文理科名牌大学中也只有一所。从这里可见其决策的远见卓识和魄力。

    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曾患严重疾病,九思同志经常去医院与医生商量,千方百计将其从病危状态中抢救过来。
    有一位教授因吃鱼胆而中毒,在生命悠关之际,也是九思同志运用自己的影响为其联系医院,寻找名医进行抢救。
    有一位女教师,因其丈夫出走,儿子重病,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九思同志在电影场全校大会上作报告时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在报告中途向大会公开了这一不幸遭遇,要求有关系、室应尽最大努力关心和帮助这位女教师免遭厄运的打击,同时号召全校教职工互相关心和帮助。

    九思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礼贤下士也是远近闻名的。那几年来访问的国内外学者专家数以百计,九思同志几乎都要亲自会见和宴请每一个人,还要垂询每个人讲学的具体安排,重要的客人还亲自到车站码头迎接。那几年出国回国人员也是数以百计,他总要亲自接见每一个留学人员,对出国人员总是千叮咛,万嘱咐,诸如不要询问女性的年龄,不要打听外国人的工资等习俗问题都要交代到。有一年的春节初一、初二、初三雨雪交加,九思同志率有关负责人挨家挨户给出国人员家属拜年。又有一年的春节,也是初一、初二、初三,九思同志还挨户向前一年去世的教职工家属慰问。这些行动非常凝聚人心!

    为了筹办建筑学系,九思同志真是操碎了心,请来了几位建筑学界知名学者,如周卜颐、黄康宇、蔡德庄等。周卜颐全家在招待所住了较长一段时间,九思同志往往亲自过问其生活状况,有的学者,九思同志还与他们结为终生挚友。

    九思同志在学校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每年贴补30万元创办了《数学研究与评论》、《语言研究》等多种学术刊物,其目的是借以吸引学者们以文会友,开展学术争鸣。谁都知道,全国性的学术刊物办在华工,无论如何,华工总是最大的受益者。

    九思同志当然不懂得每门学科的具体内容,但是他好像对新兴学科有一种无形的亲和力。为了办好激光专业,九思同志断然决定撤消电真空和低压电器两个学科,将教师调来加强激光,并派几位学科带头人到国外学习。计算机外部设备专业,在专业创办初期,人们并不知道它的详细专业内涵(此专业是上面委托我们学校办的、全国惟一的一个专业),但九思同志能独具慧眼,坚决从机械系将搞精密机械的学科带头人抽到计算机外部设备专业来边干边学。管理学科开始也是从机械系转来的教师创办的,他们只不过在机械系学过或教过一点工厂管理方面的课。系统工程研究所则是要年近花甲且转过一次行的陈珽教授挂帅组班子,他们没有暑假,坚持全班人马在图书馆博览世界有关书刊的800篇文章以后才开始起步。图像识别研究所的经历和系统工程类似,从科研起步开始自己的长征。建生物工程系是调数学力学功底深厚的王君健前去搭架子,艰苦创业,以后又多次转变研究方向,增强适应性。文科专业可以说全是新的,是九思同志比较着力抓的,其教师大部分靠从外面引进。例如,为了办语言学专业,除了请中国语言学会秘书长严学窘来主持语言所的工作以外,还将语言学家吕叔湘的第一届3名研究生全部吸纳进来。学校还将社会学起死回生以后的第一次年会专门请到我们学校来举行,社会学系也是在费孝通老教授指导下建立的。

    九思同志把新学科创办和师资队伍建设紧紧扣在一起,“逼”着教师改变知识结构,在干中学,在学中干,使教师迅速得到提高,同时也带动学科得到改造和创新,为今天的学科结构定下了基调。有的学校得到上面的两次大投资,但由于学科结构不好,影响到今天的发展。在全国以工科为主的大学中,我们算是创办文科最早的学校之一,这无疑对培养人才、文理渗透交融是非常有益的。更重要的是,九思同志对办综合性大学的呼吁和实践在全国具有历史性的贡献。

    九思同志自己曾说过:我用1/3的精力抓师资,用1/3的精力抓外事,再用1/3的精力抓教学质量。实际上外事工作说到底也是师资工作。因此,在1980年前后的几年间,笔者在对外介绍我校师资工作的经验时曾多次这样说过:把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学校的主要领导人,用主要精力抓这项主要工作。笔者还说过:我们认为九思同志的工作作风可以借“稳、准、狠”三个字加以概括。所谓“稳”,就是办学的方向把握得稳,要办综合性、研究型的大学；所谓“准”,就是重点抓得准,这个重点就是师资队伍建设,不抓住这个重点,其他都是空谈；所谓“狠”,就是对干部特别是处长、科长抓得狠,态度非常严肃,要求非常严格,批评非常严厉,令出必行,不能打折扣,拖时间,敷衍塞责。因此,九思同志那时在我们学校是很有权威的。而这个权威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同时对“乱”后治校又是非常必要的。

（本文原载《高等教育研究》2003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