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狠抓师资队伍的扩大与结构改造
    学校英语和基础课教师一段时间极度紧张,校党委决定从1976到1979年连续四年举办基础课和外语师资班共30个,800多人,毕业后择优留了300多人作教师,较大程度上补充了教师数量,改善了教师队伍的结构。学校党委还动员131名基础理论较好的专业课教师支援基础课,并向社会招聘和向兄弟院校借调外语教师,大大缓解了基础课教师和英语教师严重不足的矛盾。

    1977年恢复了高考制度,一批未因“文革”而沉沦的学子通过全国统一考试进了大学。1978年又恢复了研究生教育,当时报考我校的有600多名考生,多是“老三届”的。我们按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多多益善”的精神,超计划招了178名研究生。从此,研究生和本科生就成了我们师资队伍的重要来源。1981年和1982年我们自留了190名研究生和280名本科生,共470名。这280名本科生后来又在职读硕士。从此教师队伍的学历结构逐步得到改善。

    为了实现办综合性大学的目标,在师资建设方面,我们除了注意自我培养提高外,还着力于引进人才,以改变教师队伍的学科结构。从“文革”后到1981年学校共引进外来人才600多人,他们为拓展新学科,建设新专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狠抓骨干教师的培养
    1980年前后,全校各系、各专业,结合教学、科研任务,聘请有关国内外专家、学者来校讲学,或派出教师到外校去听讲学,在此基础上大办读书讨论班,作为师资进一步培养提高的主要形式,以拓宽基础理论和掌握新兴科学技术的主要内容。这也是在素质培养的基础上向能力培养的转变。全校共办150多个读书讨论班,广大教师受益极大。全校逐步开出的400多门研究生课程就是读书讨论班的成果展示(其中只有110多门课程是出国人员带回来的)。例如船舶系的曾广武老师根据其科研方向——优化理论,读了《工程设计中的优化问题》、《优化非线性规划》、《最优化基础》、《弹力变分原理》、《计算几何》等二十几本书,写了一本《工程优化设计方法》。许多教师按照系统阅读以加深理论基础,跟踪阅读以紧跟世界先进水平,以收集资料为科研张目的良好读书方法,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如孙杨声系统读过上十本书,其体会是:“外语和数学使我的理论知识带上数学翅膀,接触世界先进水平。带研究生逼着自己钻前沿。”又如自控系的陈珽教授从教电工基础转行到搞计算机控制,又转到作系统工程的学科带头人,读了很多书,带领梯队人员编了八门研究生教材。机械系的杨叔子教授,酷爱读书,读了十门数学课的书(几十本),十二本控制理论方面的书,听过系统工程研究生的全部课程,学过五本力学课、三本数据处理方面的书。因此,他能给教师讲授积分变换、线性代数、控制理论基础、变分法等多门非机械类的课程。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在这期间学校共派出200多人次到外校听讲学,回校后组织传达讨论,使大家受益,还派了200多人到外校进修半年以上,共请了160多名学术界的名人作兼职教授,讲学和指导研究生,请了200多名外国专家来校讲学,大大活跃了我校的学术空气。国内的许多名家,如芶清泉、郝柏林、于录、霍裕平、钱伟长、徐利治、张锦文、王力、稽康、周卜颐、严学窘等;国外的如冯元桢、坎特罗维茨、王孔启、叶祖尧、帕布里斯、柯律、彭松村等,对我们建立新专业,发展新学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79年至1984年,学校共派了450名留学人员和访问学者出国,其中先出去已回来的有180多人,他们在教学、科研上引进了许多新种子,新思路。像王君健、周济、熊有伦、陈应天、杨叔子、李佐宜、李再光、徐重阳、丘军林、叶鲁卿、徐辉碧、黄文奇等,通过几年的出国学习,加上回国后的科研实践,都成了出色的学科带头人,为华工的学科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华工的一些老教授,他们过去或出过国,或读过名校,根基比较深厚,又通过读书班、讨论班和自己刻苦自学,从而在科研上具有很强的探索能力,为新学科的建设和老学科的改造立下了汗马功劳。如张培刚、陈珽、马毓义、刘颖、余俊、路亚衡、陈日曜、黄树槐、肖景荣、林少宫、崔崑、张江陵、郭方中、林金铭、周克定、许实章、万发贯、程天柱等等(乞恕疏漏)带领一班人,把学科推到全国领先水平。我们应永远铭记他们励精图治的开创性功劳。

    4.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全面关心教师的生活
    这是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党委也突出地抓了此项工作。比如校党委在“文革”后的几年中组织审查历史案件,纠正了53人的冤假错案,清理了567人的档案材料,修改了133人的政治结论,改正了13人错划的右派,使广大教师深受感动。与此同时,学校在教师中发展新党员200多人,其中有一、二、三级教授和副院长多人,推荐了13位知名人士担任省里和全国人大、政协代表、委员,53人担任各种学术组织的理事长和理事。至于校内各级行政组织的领导,则全由教师担任。这种对知识分子政策和态度的巨变,在教师中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和激励作用。

    教师是脑力劳动者,他们最关心的事情莫过于职称。从1962年以后,来自上面的决定,冻结了职称,说它会产生修正主义,直到邓小平说了话才解决。因此,从1978年到1982年不得不“还账”,我校共提升教授60人,副教授362人,讲师1288人。1978年还有两位讲师直接晋升教授。这样做是正确的。然而,当时“上面”颇有微词,甚至公然反对。学校党委,特别是九思同志,以巨大的魄力和实事求是的精神,顶住压力,保护了教师的切身利益。

    华工教职工住房条件的改善在全国高校中是最早的,而且是向教师倾斜的,因此才有哪些房是“贡献楼”、“招贤楼”,哪些房是“教授楼”的口碑。当北京的许多名大学的教授、副教授们还是“三代五口,单间双层加阁楼”的时候,我们的三室一厅、二室一厅已经很普遍了,家家户户较早地改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从煤炉、吹烟、搓洗、竹床、露宿消夏的生活方式向电风扇、洗衣机、煤气炉的现代家庭生活过渡,使教师从“紧张的早晨,战斗的白天,疲惫的夜晚”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九思同志还一再要求把幼儿园、附小、附中办好,认为这是解决教师后顾之忧的重要环节。我们身在华工的教职工,真有“风景这边独好”的感觉,为引进人才增加了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