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青年教师补充到我们的师资队伍中来，这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结果，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历史现象，因而也是一种很好的现象。为了迅速改变我国经济和科学文化“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我们必须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科学和教育事业。1958年以来，我国高等学校学生人数的成倍增加，新科学技术专业的大量增设，需要补充大量的师资，若不从青年中来进行培养，那里去找那么多有经验的教师呢?何况，现在我们所设的许多新专业，在我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若不自己来进行培养，现成的所谓“科班出身”的教师从何而来呢?国家建设和国内外形势要求我们迅速地把这些新科学技术部门建立起来，不容许我们慢腾腾地等待。唯一的办法便是从现有专业中抽调干部，“改行”从事新专业的建设工作，边干边学，在实践中来培养人才。因此，有些教师就需要“改行”，一批人被提前抽调出来，并且也要“改行”。是不是只有我们学校如此，其他方面就不是如此?是不是这几年新办了无数的科学研究机关、设计部门、特别是工矿企业，那里的科学技术人员都是所谓“科班出身”?去年上半年，我们学校各专业有一大批高年级学生也被提前抽调出去工作了，这一措施是不是也是不合理的?他们不仅提前抽调出去工作，并且据说也在不同程度上“改”了“行”，也成为所谓“不是科班出身”的人员，这种现象是不是也是错误的?所有这些情况，都应该引起我们认真地加以深思!难道这不是历史发展的要求?难道这不是完全合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这些原则性的问题，有必要重复一下我们的回答：这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历史现象，因而也是一种很好的现象。早在1949年4月，毛泽东同志就曾经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①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当时主要是向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和许许多多老干部说的。今天重温这一指示，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不遵照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指示，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就会妨碍我们的事业向前发展；自力更生，发奋图强，攻尖端，登高峰，就必然成为空谈。

    其实，早在1953年我国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就已经有过从高等学校大规模提前抽调于部的现象。当时，工厂企业需要大批的技术干部，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也需要补充大批的师资，于是中央决定全国高等学校理工科三年级学生一律提前毕业，分配到工厂企业和高等学校工作，有一百多人便分配来我院任教师。当时全国高等学校刚刚进行了院系调整，改变了旧大学培养“通才”的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开始学习苏联经验设置专业。这些同志既是提前毕业，也只受过过去那种“通才”教育，没有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有些专业和课程的内容，他们根本没有学过，困难是很大的。这些同志在党的教育培养下，经过刻苦的努力，很快地成长起来了。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思想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成为了教学中的骨干力量。经过短短八年的建设，现在我院各个老专业已经具备了较好的条件和相当的规模，已经为国家培养了四千多名技术干部。在1953年，如果一定要本专业毕业的所谓“科班出身”的教师，就根本不可能办任何毕业。而在开始设置这些专业的时候，若不能及时地得到师资补充（尽管这些师资都是提前毕业的，也不是“科班出身”），仅仅靠原有很少的一些老教师和指望本专业的毕业生，我院这些老专业又怎么能够这样迅速地成长起来呢?历史证明了八年前中央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我们的学校有了新的发展，而且办了一批新科学技术专业，又碰到了老专业在一九五三年时所碰到过的那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根据上级的指示，抽调一批同志提前毕业，一部分补充到基础课和基础技术课教研室，一部分“改行”从事新专业的建设工作，这同样是完全必要的。论困难，1953年老专业的困难更大。当时同样没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专业课教师，有些基础技术课甚至基础课也教的不大好；旧有的一些设备根本开不出成套的实验课，现有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设备都是1953年以后逐年购置的。若论教学经验，当时连几个教学环节，特别是毕业设计，以及像考试考查这些教学制度，都弄得不大清楚，都得向苏联专家请教。而且由于当时还是刚刚建校，现在的这些校舍还才开始兴建，学校不得不分散在武昌珞珈山和长沙、南昌、桂林四处上课一年之久，到1954年夏天才陆续集中到喻家山来，这就更加增加了当时的困难。现在我们办新专业，无论在那一方面的条件都好得多了。特别是在开展教学工作、培养师资、建设实验室等方面，都有了很多的经验。这些经验是非常可贵的。因此，我们确信，依靠党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努力，充分发挥这些有利条件的作用，新专业一定能够很快地建设起来，这一批提前毕业和“改行”的教师，也一定会迅速地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