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

    先生常谈到他在上世纪40年代初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时的感受，作为个人，人家一听说你是哈佛的博士，都投来尊敬羡慕的眼光；但一听说你是中国人，就不做声，其实内心是瞧不起的。他说之所以谢绝当年在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的高官厚禄毅然回国，就是要为中国人争这口气！“要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这是先生多次说过的原话，是他毕生的学术追求。

    先生是学术大师，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他在纪念他95岁诞辰的学术研讨会上，曾谦虚地说自己一生的学术贡献主要是写了两篇论文，一是1945年他在哈佛大学写成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二是1989年写成的《发展经济学往何去处——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后成书为先生主编的1992年出版的《新发展经济学》一书。其实，一个学者的一生如果能有一篇论文或一个思想可传世，此生足矣！

    先生一生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三大方面：一是《农业与工业化》是国际上较早地从历史上和理论上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著作，对二战后发展经济学的形成起到了开拓奠基的作用。二是《新发展经济学》论著提出了建立新型发展学的理论、方法和思路，其主要思想与党中央后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吻合的。三是对西方市场经济学在我国的引进和传播所做的引领性贡献，1980年他与厉以宁先生合著的《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本介绍西方市场经济学的著作，1986年再度与厉先生合著《微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又从思想的角度对西方微宏观经济学作了全面梳理和评析。正是由于张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贡献，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才在我国被引进、吸收，成为改革开放的经济理论先导。

    先生60多年前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提出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到底有哪些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的闪光思想呢？笔者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点：

    1、在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中，先生认为 ，农业与工业是相互依存的动态调整关系，农业从提供粮食、原料、劳动力、市场、资金五个方面对工业化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和巨大贡献，工业化与农业发展不是相互对立的，而应同时进行、相互扶持。因此他主张不能片面地不顾及甚至牺牲农业而发展工业。众所周知，发展经济学中比张先生的理论提出晚10年的著名的“刘易斯模型”（刘易斯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只是单方面强调农业为工业化做贡献。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化和改革开放后的继续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牺牲了农业发展和农民利益的，至今“三农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城乡统筹发展仍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决定中提出的重要课题。

    2、张先生理解的工业化是广义的而不是狭义的，他认为，工业化不只是单纯地发展制造业，它不仅包括工业本身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也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只有当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也完成了，工业化才算真正完成。我国现阶段提出的农业产业化以及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产业化“四化同步”的发展战略目标，张先生在60多年前就指明了方向。

    3、发动并制约工业化进程的最重要因素，张先生认为有5种：（1）人口——数量、组成及地理分布；（2）资源（包括土地）——种类、数量及地理分布；（3）社会制度——人和物的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分配；（4）生产技术的发明应用，以及科学、教育及社会组织的状况；（5）企业家的创新管理才能。他认为，前二类人口和资源因素是工业化的限制因素，后二类生产技术和企业家是工业化的发动因素，而社会制度既是发动因素也是限制因素。回顾我国过去60多年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几年所有的发展战略和政策的成功和失败都是围绕着这五大因素，直到今天科学发展观和转变发展方式仍然是要处理好这五大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发动或限制作用。

    4、先生早就在考察农业国与工业国的关系基础上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思想，他认为农业国家的工业化必须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对工业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上世纪80年代末，先生提出的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又“新”在何处呢？他认为，二战后西方发展经济学之所以在兴盛了一段时间之后转而陷入了困境，并不是发展经济学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而是其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上存在重大缺陷和严重不足造成的，必须加以彻底改造和革新。

    其一是要扩大研究范围，改变二战后西方发展经济学以“亚洲四小龙”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应以中国、印度、巴西等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幅员广阔的发展中大国为重点研究对象，并把原来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也纳入研究范围。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以“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崛起证明了张先生的远见。

    其二是要改进研究方法，突破单纯的经济分析，而从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非经济方面，探根溯源，破解“历史的幽灵”，寻找良策。他特别指出，就中国来说，市场经济为何迟迟未能发展，工业化和现代化为何迟迟未能启动，那个起阻碍作用的“历史幽灵”就是“313”，即三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一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及解放后三十年中的极左路线的综合遗传基因。他分析总结西欧、日本的历史经验后指出，其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内在原因有：（1）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的形成；（2）维新派领袖人物领导；（3）实行民主和法制；（4）科学技术与教育立国。

    其三是要转变立场，不是从发达国家的立场上而是从发展中国家各自的具体国情出发，制订发展战略。他指出，就当代中国而言，最重要的国情就是应该考虑到中国“多元经济”的特点和问题，那就是从西部到东部，从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到农业社会的农耕方式再到现代化大生产，各种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同时并存。因此，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应因地制宜，决不能“一刀切”，也不能使先进的东部地区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日趋拉大。如果中部不能及时崛起，大西北和大西南不能同时开发，则全国整个经济的起飞和持续协调发展不可能达到。为了进一步说明中部崛起的必要性，先生以他当年在咸宁向阳湖农场放牛的亲身经历，他把东部地区比喻为牛鼻子，西部地区比喻牛尾巴，中部地区比喻为牛肚子，大牯牛陷入泥潭，光拉牛鼻子或提牛尾巴都不行，只有同时抬起牛肚子，才能把它拖上来。这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的“牛肚子理论”。

    先生在论述建立新发展经济学时提出的这些“发展中大国论”、“历史幽灵论”、“多元经济论”和区域均衡发展论独树一帜，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今天，中国已经崛起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经济学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开放式地借鉴人类文明的成果”，不断提高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水平和世界影响，“为中国社会科学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是张先生毕生的学术追求，也是对广大后辈学人的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