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第一所实行改革的大学，就是我工作多年的华中工学院。这所大学完全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全盘学习前苏联模式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的产物，1952年开始筹备，1953年10月正式成立，迄今整整50年了。

在这50年中，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是1980年前后学校实行了影响深远的改革，开始把一所纯粹工科大学改变为一所综合性大学。这在华工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在全国高教界，则开风气之先。

当时，我担任华中工学院的党委书记和院长，我和我的同事们，特别是刘颖、马毓义和陈珽三位副院长在一起，是实行改革的主要决策者和推行者。现在来看，在培养高素质的精英人才上，综合性大学远远优于单科性大学这一观点，已成为教育界的共识；像华中工学院这样的教育部重点大学作出改纯粹工科大学为综合性大学的决策，可说是顺理成章、显而易见的事情。然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作出这样的决策，却有很大的困难，也有很大的风险，绝非易事。

就我个人来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很快被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帽子，被抄家批 斗，先后在学校苗圃和咸宁县马桥镇“劳动”。1970年6月，当时在学校主持工作的军代表按照党中央关于解 放干部的指示，把我“解放”出来，让我负责校内的工作。学校当时没有招生，大多数教职工在咸宁劳动，校内除附属中小学和实习工厂以外，工作人员所剩无几，校园空荡荡的。我回校后，可做的工作很少；由于家中所有书籍在“文革”开始都被“抄家”时“抄”走了，也无书可读，但这反而使得我有幸获得充裕的时间进行回忆与思考。当时思考了哪些问题呢？

一是大学还要不要办？1968年7月21日《人民日报》登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我当时结合实际情况思考这段话，觉得是很有针对性的。1969年底，我们学校绝大多数师生职工都搬到咸宁县去搞“斗、批、改”，就有人猜测，今后这所大学可能不办了。据说当时国家某一个部的一个单位，就打算搬到我们学校来。武汉市的一个工厂（武汉市半导体厂）就已经搬到学校里来了，占了一栋大楼，一栋宿舍，还有食堂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这段话很重要，使我们看到了希望，坚定了办学的信念。

二是怎样把大学办好？这是我当时思考得最多的一个问题。

由于我们学校是全盘学习苏联模式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的产物。我的思考就从大规模院系调整开始。实行院系调整对不对？我对当时全国大学的情况作了一番分析。当时全国有205所大学，其中私立大学不少，水平参差不齐；另外，有相当数量的省办大学，其中有些办得好，有些办得不怎么样；还有20所教会大学，教学质量一般比较好，但毕竟是外国教会办的。这三类学校在当时是可以调整的。当时国立大学很少，全国不过十几所，都办得不错。例如北京大学，在蔡元培主持以后，办得很有生气，很有影响。院系调整时，为什么要把北京大学的农学院、医学院分开独立出去，以至于把生物系、化学系和农学、医学分开呢？又如清华大学，在梅贻琦主持下也办得很好，但在院系调整中却被肢解了，理科、文科调整到了北大，使清华变成了一所纯工科大学，这有什么理由？再如浙江大学，竺可桢当校长，办得很有特色，本来也应该保留下来，但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理科和文科的主要部分调整到复旦大学，这又是为什么？当时的国立大学还有交通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北洋大学）、南京大学（即国民党时期的中央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等。院系调整时一刀切，以至全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大学。对这些办得好、影响大的大学切割调整、动“大手术”，有什么科学依据呢？符合教育规律吗？经过以上分析，我当时的认识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只能说一部分还可以，另一部分是不对的。

接着我进一步思考，为什么当时不对的事也要做呢？我觉得，1952年一刀切式的院系调整，是全盘照抄苏联模式，把他们的短处、缺点也学来了，干了许多割裂学科联系、违背教育规律的错事。当时为什么要那么干呢？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就是斯大林“对我们的压力特别大”，而不是教育科学的原因。因此，院系调整、把综合性大学分解成单科性大学在教育科学上是没有根据的。经过一番思考，这思想就放开了，或者说，思想上获得了一次解放。

1979年，教育部派我出国考察高等教育后，改革华中工学院的办学模式、把华中工学院办成综合性大学的想法，就更明晰、坚定了。1979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下，教育部派了两个高等教育考察组出国访问，一个到美国、加拿大、日本，一个到西欧。到美、加、日的考察组由我负责，在这三国考察了两个半月。我在这次考察中的突出感受之一，就是这几个国家几乎所有的著名大学都是综合性的。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学，开始建立时，一般都不是综合性的，而且规模很小，学科很少。如麻省理工学院，1865年建立时，办的是机械学科，只有15名学生，后来逐步发展，增加学科。1930年物理学家康勃敦担任第9任院长后，开始办理科，也重视文科。他任院长将近20年，把学校办得大有名气。1948年，学工科出身的副院长基利安接任第10任院长，又进一步加强文科，把学校办得更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我们去访问时已是综合性大学，但校名还是一百多年前老名字——得克萨斯农业与机械大学。原来美国的许多州立大学，特别是1862年林肯任总统期间，毛雷尔法案通过以后的土地赠予大学，一般都是州立大学，开始创办时一般都是两个学科，一是农业，二是机械。这也正是美国机械化大农业遍布全国的主要原因。总之，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美国一般知名大学这种从小到大、从单科或者学科门类很少到综合性大学的发展过程，归根结底，反映了美国这个国家在过去二百多年中不断发展的需要。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是我们访问的学校之一，这是一所高水平的国立工业大学。访问时校长介绍说，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东京工业大学完全是工科，二战结束后，开始办理科。为什么？因为需要，认识到只办工科不办理科，不论对国家的发展还是对学校的发展，都不适应。他介绍以后，我说我们的情况跟他们相反，原来理科和工科结合在一起，1952年以后理和工分家了。因为华中工学院与东京工业大学是类似的学校，所以这件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也可以说受了一种刺激。

以上的这些经历，促使我和三位副院长下定了决心：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提高华中工学院的办学水平，改革华中工学院原来的办学模式，增办理科、文科、管理学科，把单纯工科的华中工学院变为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

思想上明确了，就开始行动。当时开设新专业要经过教育部批准。我们第一个上报开设应用数学专业，教育部压着不批。1979年教育部召开高教会议，一天分组讨论，当时的部长蒋南翔来参加，我抓住这个机会发言，大意是：现在科学技术发展很快，计算机已经发明并投入运用，工程学科对数学的运用要求比过去高得多，工科院校必须加强数学教学。蒋南翔听进了这个意见。过了不久，教育部批准了我们设应用数学专业。这样，我们就建立了数学系。接着，我们又上报设立应用化学、应用物理专业，相继建立了化学系、物理系。

综合性大学必须有文科。但当时要教育部批准办文科，难度更大，我们就采取了迂回办法。例如中文系的建立，我们是先办中国语言研究所（研究所不用批），招收研究生，办《语言研究》刊物，接下来发展成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师资力量和教学条件具备后，上报教育部，最终获得批准，建立了中文系。

由于文科、理科不是工程性专业，报教育部批准的难度大，建立过程中要克服许多障碍和困难，颇费周折。但经过我们持续四五年的不懈努力，1980年之后先后建立了理科的数学系、物理系和化学系。生物工程系由于有“工程”二字，1979年就批准了。文科方面的中文系、新闻系、社会学系、社会科学系、外语系也相继建立，使原来只有工科的华中工学院、开始改变为一所综合性大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