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世纪80年代的新闻界和新闻教育界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前后，随着“文革”的结束，各地“文革”中停刊的报纸杂志陆续复刊，停办的电台、电视台也纷纷开办起来，中国新闻事业由十年浩劫中重生，并在社会改革中显示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据中宣部新闻局的统计，1983年全国仅报纸就已有1088家1160种 。而人员方面，尽管在“文革”中离开新闻单位的编辑、记者纷纷归队，但是经过十年的劫难，有些人已经去世或是年事已高；而我国的大学，原有的新闻专业本来就少，“文革”中又多年没有正常招生，仅有几届“工农兵学员”。全国新闻从业人员一是人手少，只有近26万人，其中采编播专业人员不到5万名；二是受过新闻专业教育的极少。要适应下一步新闻事业的大发展，存在一个巨大的人才需求缺口。因此各地各级领导都感到了新闻专业人的培养问题，已经成为全国新闻界发展的当务之急。

    那么，这种需求量有多大呢?有关部门在调研的基础上预测，到20世纪末，我国新闻事业共需培养9万名新闻专业人才方能基本满足需要。从新闻专业供给的角度来看，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各地陆续恢复了新闻专业的招生，但是直到1983年年初，全国大学中设有新闻专业的学校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等14所院校，在校本科生共计1482人。即使是在岗的近5万名新闻采编播人员中，他们的学历构成也是大学仅占38.4%（大学新闻专业占5.6%），高中、中专占39%，初中以下占22.6% 。可见学历明显偏低，用中宣部工作人员的话来说“受新闻专业训练的比例达到了可怜的地步”。而1983年每年仅有的300多名毕业生的供给量，同预测的新闻事业发展中每年至少5000名毕业生的需求 ，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在这样的形势下，1983年4月29日至5月2日中宣部和教育部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这样的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也足见其重要与紧迫。会议着重讨论了我国新闻教育的发展规划问题 。参加会议的有中宣部、教育部有关领导，相关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新闻教育专家和已有新闻专业学校的领导人，同时一些准备筹办新闻专业学校的领导人也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大会分析了我国新闻事业大发展的前景，和新闻教育不适应这种发展的局面，认为现在新闻专业人才的培养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难以满足新闻业发展的形势需要。会议也总结了我国几十年新闻教育的经验与不足，提出必须按教育规律办新闻教育，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一大批合格的新闻专业人才。大会结束后，当年10月中宣部和教育部就向各省市自治区下发了《关于加强新闻教育工作的意见》，提出了扩大招生，增设新的专业点，改变专业的单一化，增加办学层次，加强在职新闻干部培训等一系列加速新闻教育发展的措施，以促进新闻专业人才的培养。

    这是一次对我国新闻教育发展有深远影响的会议，它不仅从办学规模上突破了前30年的局限，鼓励各地高校多办新闻专业，解决数量不适应社会需要的问题；也从办学层次上提出了新的要求，号召本科、硕士、博士、双学位、干部专修班逐步发展起来，解决质量上提高的问题。这就为新时期我国新闻教育的大发展明确了指导思想，也提供了政策依据。

    早在1983年3月，华中工学院就收到了邀请参加这次会议的通知。学校派出了秘书长姚启和参加这次会议，并带去了创办新闻专业的设想。武汉大学等几所准备筹办新闻专业的学校领导也一起参加了会议。这些学校的领导在会上发言，表达创办新闻专业的要求，经过会议讨论可不可以办、有没有条件办之后，才能报教育部审批。

    同一个城市的武汉大学和华中工学院同时到来，都要办新闻专业，这就出现了新的问题。由于当时全国的新闻专业很少，往往一个省都摊不上一个，在武汉这样一个城市办两个新闻专业，这是当时除北京这样的首都之外，其他任何城市都没有的先例。然而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对华中工学院开办新闻专业给予了明确的支持，他在大会上分析了全国新闻事业急需专业人才的形势后说，20世纪30年代上海就有三所大学办新闻系，在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为什么不能在武汉的两所大学同时办新闻系呢？他的讲话让大家解放了思想，华中工学院开办新闻专业也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

三、朱院长办文科首选新闻系的缘由

    华中工学院新闻系的创立，院长朱九思是第一推手，这与他的综合大学的理想分不开，也与他的新闻工作经历是分不开的。

    朱九思，1916年生于江苏扬州。1936年20岁时考入武汉大学，先后在哲学教育系、外语系就读。1937年10月在武汉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离开大学奔赴延安，1938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此后的八年时间里，他加入部队，作为抗大第二分校工作人员，在敌后晋察冀边区工作。

    从1946年6月起，朱九思应武大老同学李锐之邀，开始担任《冀热辽日报》副总编辑，李锐任该报社长兼总编辑。1948年初，朱九思接任总编辑，《冀热辽日报》后改名为《群众日报》。这一段办报经历，使朱九思获得了不少在农村办报的经验。1948年12月，朱九思随军离开热河南下。先是到天津，参加了《天津日报》的创办，担任报社第一任总编辑五个月。在天津他又积累了城市办报的经验。

    1949年五六月间，朱九思继续南下。他和李锐又被上级任命为办报搭档，创办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后来改名为《湖南日报》），在长沙和平解放10天后的8月15日正式出版。由李锐出任该报社长兼总编辑，朱九思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50年底李锐调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后，朱九思接任总编辑，主持了报社的日常工作。他的许多办报方法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这一阶段，除了在《新湖南报》任职外，朱九思还兼任了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台长、面向全省农民的《大众报》社长，领导创办了《大众画报》、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等。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他还拥有了初次投身新闻教育的经历。1949年9月，李锐、朱九思考虑到今后新闻工作的需要，创办了《新湖南报》、新华社湖南分社新闻干部培训班，招收了一百多名学员，其中多为原地下党推荐的党团员和进步青年。主要教学内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学习党的有关方针政策，另一部分是学习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知识，以两本《新闻工作者手册》为教材。教学方式采用大会报告与小组讨论相结合的形式。大会报告请来了省市领导、报社领导及各部门的业务骨干。小组讨论多围绕典型事件和报道展开，也包括读报评报等环节。朱九思既是这个培训班的主要设计者，也登台做过新闻理论和业务方面的报告。

    1952年底，朱九思被调到湖南省教育厅工作，由此开始了他从事教育事业的漫长生涯。虽然他在新闻界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给他的一生带来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他在年过九秩回看这段与新闻打交道的经历时，感慨颇多：“做新闻人使我历练出一双‘新闻眼’，特别是养成了从政治上观察问题的敏锐眼光，从宏观上把握全局的能力，还有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干新闻的好处就是方方面面的事情你都要知道，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军事……一切都要知道，眼界要宽，思路要活，还要有创新的意识。直到现在，我仍然对各种事物都有兴趣，都想了解，这已经成为我的‘思维习惯’。这个‘思维习惯’不得了，它使我在教育事业上获益匪浅、受益颇多。”

    从1953年起朱九思先后担任华中工学院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院长，在华中工学院工作了几十年。在这几十年里，他是最早反思办学道路问题的教育家之一。早在“文革”尚未结束的1970年，他就思考到了高等教育全面照搬苏联模式的问题，对这样的单科办学模式产生了怀疑。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在学校的会议上多次讲到他的思考，后来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给教育部上书提出这些观点。越往后越坚定了他把华中工学院办成文理工管兼有的综合性大学的愿望。改革开放后，他和学校领导一班人又把这些设想逐步变成了教育改革的措施行动。当理科专业开办起来之后，他们又思考兴办文科专业，从哪里着手呢?这个时候，朱九思曾有的新闻工作经历起了作用。1981年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湖北日报》社长的雷行对朱九思说，你过去搞过新闻工作，可以来办新闻系。显然，雷行的话对他有所触动。在后来的华中工学院向教育部申请创办新闻专业的报告中，也把院长朱九思的新闻经历与熟悉新闻工作及人才培养当做一个有利条件提出来了，并由此拉开了华中工学院创办文科专业的大幕。

 
    （本文节选自《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教育史稿》，申凡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