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武汉大学报到

我于1953年从重庆大学机械系本科提前毕业ⅰ。在毕业分配的前一天晚上，学校召开毕业生班级全体会议，宣布每个毕业生的工作分配报到单位。当时毕业分配的口号是“听从祖国的召唤，祖国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会前没有公布有哪些工作单位，也没有征求个人意见和填报志愿，直接在会上就宣布了。宣布以后，第二天就准备出发。我们班有五位同学被分配到华中工学院(报到地点是武汉大学)，大家都很高兴。我们一起坐船，沿着三峡下来，很快就到了武汉。我记得很清楚，1953年的7月31日上午，我们到了汉口，码头上有人举牌来接我们，当天我们就到了武汉大学工学院报到。为什么要到武汉大学工学院报到呢？原来，当时华中工学院校区还在紧张建设中，校本部临时就设在武汉大学工学院内。当年我们办报到手续的那个建筑现在还在，是一个圆顶的建筑。报到后我们住在武汉大学的学生宿舍——宙字斋。学校对我们这批青年教师的欢迎会也是在武汉大学工学院会议室召开的。学校建校规划委员会主任委员是查谦，后来才知道他原是武汉大学物理系的教授，爱因斯坦实验室的名人，现在的世界名人录上还可以查到。学校教务长是刘颖，原是武汉大学机械系的留美教授。朱九思当时是学校党委负责人，他们都在欢迎会上讲了话。我对刘颖教授的讲话印象特别深刻，他谈到我们机械系是做什么的？他很形象地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下游的，都是我们学习研究的对象。”“我们学校在哪里呢？在喻家山。”他把学校平面图打开讲，规划中的学校大门口是60公尺宽的林荫大道，东边是华中工学院，西边是中南动力学院，林荫大道对面是武汉水利学院，当时叫三院联合建校ⅱ。其时正值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局之年，听了他们的讲话，我们都很激动。

二、初到华中工学院

报到不久，学校就派了几辆大卡车，送我们到学校本部参观。卡车从武汉大学一路开过来，前面一段路还比较好走，过了街道口就是扬灰路，一路都是灰。我们站在大卡车上沿路过来，头发、脸上、身上都落满了路边的黄土灰尘。到了喻家山，看到喻家山前面有一个很大的石头牌坊，上面很清楚地写着“武昌公墓”几个大字。喻家山当时还是一座荒山，山上也没有树，一下大雨，雨水冲下来，把山脚下有些墓穴中的棺材板都冲出来了。校园内的建筑还在建设中，大部分是工棚。垂直平行的大马路格局已经显现，还有专供运送建筑器材使用、从喻家山校区工地直通东湖码头的轻便铁路，整个校园就是一个大工地，热气腾腾，当时的场景就是这样。参观完了以后，我们五味杂陈，有的人还有点失望，现实状况和想象中的大学还相距甚远。因为当时大学毕业生还比较少，很多单位都抢着要，有部分人觉得这里不好的，或家在上海、江浙一带的就走了。因为我自己就是武汉人，着眼于未来的发展，就留下来了。

当时华工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朱九思在我们进校初期的讲话。刚到学校的一段时间，朱九思经常给我们作报告，对我们加以培训。我们才知道他原来是在武汉大学外语系学习，然后参加共产党，做地下工作，后来又到延安抗大任教员，经历了国共合作时期的抗日战争，以及后来的解放战争。我印象最深的是朱九思反复说过的一段话——“在大学，什么叫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就是为教师服务，包括我在内，所有干部都是为教师服务；教师为谁服务？教师为学生服务。”这段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当时学校是校务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主任委员是查谦，是无党派民主人士，朱九思是院党委副书记，也是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三、去桂林分部

1953年华中工学院开学，因为校本部的教室和宿舍还没完全建设好，我们这些青年教师就分散到学校的四个分部（分别位于武昌、桂林、长沙、南昌）去工作。其中机械系在桂林分部，借用广西大学的校舍和教室。我们十几个年轻教师就一起出发去桂林。广西大学机械系准备调入华中工学院的一些老教授、年轻教师以及在校生已经先到桂林。因为机械系在桂林上课，所以从其他大学准备调入机械系的师生也先后来到桂林。后来担任华中工学院党委书记的李德焕当时是机械系三年级的学生，也在桂林分部。他们班的公差与技术测量课由湖南大学来的李光宪教授主讲，我当时任助教，负责辅导和答疑。李光宪教授负责编写教材，我负责用硫酸纸描图和晒蓝图。华中工学院招收的第一批机械系新生直接到桂林分部报到，其中有后来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张勇传，当时他是水机专业一年级的学生。后来担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的杨叔子院士当时也在桂林分部，是从武汉大学机械系转入华中工学院的二年级学生，他们那个班后来出了两个院士，除杨叔子外，还有一个就是1956年毕业分配到天津大学工作的叶声华。他们那个班的公差与技术测量课由广西大学来的庆善驯教授主讲，也是我任助教，负责辅导。此外，我还在张勇传的那个班上，担任辅导员和微积分课程的助教。微积分课主讲老师是从中学调来的黄步瀛老师，我随堂听课并负责批改作业。黄老师上课从不带讲稿，就凭一支粉笔从头讲到尾，非常熟练，一气呵成，不仅逻辑性强，而且富于哲理。如讲“极限”概念，引用“一尺之锤，日折其半，万世不绝……”记得当时朱九思来桂林分部视察，还特别要我陪同去黄步瀛老师家看望，对黄老师推崇备至。在黄老师的启发下，当时读大一的张勇传就提出了“倍函数”的一套理论和体系。当时我看到张勇传很有数学天分，就向当时的桂林分部领导路丁同志推荐张勇传转学到北京大学深造。张勇传由于个人原因，自己不愿意转学到北大。当时由学生组成的班级领导集体叫“班三角”，由团支部书记、班长、学习委员三人组成，学生的一切活动都由“班三角”来领导。教师是辅导员，不同于后来的教师任班主任。当时我们的分工很清楚，教师为学生服务，作为辅导员也是帮助他们学习生活。就这样过了一年。和年轻的学生在一起，我感觉生活特别充实。

四、种树与培养人才

1954年全校集中到喻家山的校本部。这时学校的教室、食堂和部分宿舍都快修好了。1954年6月，我们就回来了。最初我们来学校参观的时候，校园内完全是一个农村，一片田野，里面还有农民的茅舍、耕牛、水塘。现在校园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学校已初具规模。全校集中以后，学校就开始修路，然后就是植树。我对植树的印象很深，朱九思当时要求，植树的树坑要挖的很大很深，树坑大约有一米的直径，半米深。挖好树坑以后，再用肥土往里面填。每星期四下午劳动，男教工每人挖一个坑，女教工两人挖一个坑。我们当时不理解为什么种一颗小小的树苗要挖那么大、那么深的树坑。朱九思就说：“根深才能叶茂，只有树坑挖的深，树苗才更易于存活，才能长成参天大树。”由于学校领导重视植树，所以校园绿化工作做得很好，后来被誉为“森林大学”。

朱九思这样要求种树，对培养人才也是这样要求的。他要求年轻教师把基础打牢、打好。他搞绿化，要求把树坑挖得很大很深，要肥料充足；办大学，他提出要靠教师，教师水平高，学校的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才能上去，学校和学生水平也才能相应提高。当时的学校领导抓教师的培养，不是仅仅要求你要怎么样，而是培养你，同时大环境也很有利，所以当时物质条件虽然不是那么好，但是大家都很安心，心情很舒畅，觉得工作事业有奔头。

五、重新补课

我们这一批年轻教师大多于1953年前后毕业，在大学也没有读多少书，为什么？因为这段时期一直都在搞各种运动：“迎接解放”、“民主运动”、“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土改运动”等等，所以学校领导当时就要求我们补课。首先补数学，请数学系的老教授给我们讲课。数学老师讲课水平很高，也比较特别，就凭几支粉笔，在课堂上讲得头头是道。还有就是补外语，外语办了很多班，有英语班、俄语班，主要是办俄语班。晚上上课，一周两次。原来我上大学的时候，用的是英语教材。重庆因为是抗战时期的战时首都——陪都，所以许多东南沿海的教授和留学回国学者都来到了重庆大学。重庆大学当时用的教材基本上都是美国的原版教材，和美国大学所用的教材是完全一样的。原版教材很贵，在中国出版必须经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允许和美国作者的授权，才能在中国翻印。翻印的教材纸质会差一点，但是内容和美国的原版教材是一样的。教材放在图书馆，由学生自由借阅。如《三氏微积分》、《达夫物理》、《格林化学》、《弗兰奇工程画》、铁木辛柯的《材料力学》，还有《机构学与机械设计》等，和美国用的大学教材是完全一样的。机械系学生要学《制图》，要学《工程画》，还有《free hand》，就是徒手画，内容都是英文的。当时不仅老师上课习惯用英语写，我们记笔记也是用英语记。1950年进大学，到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批判“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我们把英文书都还给学校图书馆，英语笔记本也扔了，连英汉字典也处理掉了，开始学俄语。当时用收音机学俄语，买不起半导体收音机，就自己做一个矿石收音机。买个矿石，搞个漆包线天线……，就这样做一个简单的矿石收音机用于学习俄语。到华中工学院后，朱九思还专门安排俄语学习，由俄语专科学校毕业的陈胥华老师（也是1953年毕业分配来校的）给我们上俄语课。通过十几天强化训练后，就要求我们能够依靠查阅字典阅读，能够看书，并能够进行简单的会话。记得最难学的是卷舌音“p”的发音，老师就带我们反复练习。此外还有日语学习班，由江一峰老师授课；英语学习口语快班，由陈厚勤老师授课；还有德语学习班。我因为当了助教以后，时间比较自由，可以支配的时间较多，所以四个外语学习班我都先后参加了。这一时期的外国语学习对于我以后任教和参加、组织、召开国际学术会议，都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对我后来在1993年创建“国际测量与仪器委员会（ICMI）”起了关键作用。此外，朱九思还请了一位老教授——动力系的马毓义教授，给我们年轻教师讲怎么备课。马毓义教授给我们讲：“要当一个好教师，你要教给学生一瓢水，你必须有一桶水。”我们当时就感觉到自己的学术水平很肤浅，很不够，所以要努力学习。当时我们的工资都不高，助教最早是每月43元，后来加到46元，再后来是50多元。我们到外地出差，首先就是买书，主要买俄语书，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建立一个小图书馆。在当时，年轻教师补课学习应该是朱九思的教育思想的一个体现，华中工学院整体的学习环境是比较好的，大家就是这样兢兢业业地学习和工作。

六、全面学苏

后来全国号召学习苏联，“全面学苏一边倒”。系里那些教授们，我是很佩服的。他们原来都是学英语的，后来要求他们学习俄语，十几天就要他们啃下来，翻译俄文书，写中文教材。当时很多教材都是刻钢板的，他们也都能达到要求，这说明他们的语言基础是很好的。

1954年全校集中以后，我分在机制教研室当秘书，教研室主任是高宇昭老师。高宇昭和我国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同班同学。当时国内只有一个交大，就在上海，后来搬到西安去了，不是现在的上海交大。他和钱学森同时考取了交大，而且他们住同一个寝室，上下铺，后来又同时考取了留美留学生，就是庚子赔款留学生ⅲ。赴美后，钱学森学导弹，高宇昭读机械。高宇昭毕业后就在美国福特汽车厂工作，好像还担任过设计科的科长，之后回国在华中工学院机械系任教。在全面学苏的那段时期，长春汽车制造厂的人来找高宇昭老师，因为高宇昭老师是留美的，担任过福特汽车厂设计科的科长，就请他看解放牌汽车的设计图纸。高宇昭一看，说：“你这个汽车是美国30年代（20世纪）的产品，美国淘汰了给日本，日本淘汰了给苏联，现在苏联又准备给中国。”他接着说：“我有美国最新的卡车图纸，不仅有卡车的图纸，我还有制造卡车的那些夹具（在零件加工的时候，把零件夹持在机床上面以便于加工），这些我都有。”在当时全面学苏一边倒的环境下，最后没有用高宇昭的图纸。现在看来是很可惜的。高宇昭后来担任过华中工学院校务委员会的委员。他是一个很直率的人，对工作很认真，经常提意见，主要是对经常停课，劳动影响正常教学秩序有意见。他每次提意见都是用规规矩矩的仿宋字体写信给党委。朱九思很赞赏他，可惜他一直不能融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