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公差实验室

    因为学校是新建，机械系实验室也是新建立起来的。实验室当时是向教育部要的一笔钱筹建的，同时也向世界银行贷款，买了很多设备。精密测量实验室当时叫公差实验室。我记得全校集中的时候，将四个分部，包括在武汉大学、广西大学、湖南大学和南昌大学等四个分部的机械系合并，将四个分部机械系的实验仪器也集中到本部。当时公差课教学的仪器只有电动轮廓仪——测量金属表面粗糙度的，在学校东一楼建立了实验室，简称“公差实验室”，由李光瀛老师任实验室主任。其实所拥有的仪器设备主要就是四台电动轮廓仪。以后由于学校领导的重视，教育部的投入，以及学校向世界银行贷款，实验室的设备就逐渐增加和完善了，规模也不断扩大，后来搬迁到南一楼，改名为“精密测量实验室”。实验室新增从日本进口的三坐标测量机；从英国进口的表面粗糙度测量仪和圆度仪；从德国进口的万能工具显微镜和万能齿轮检查仪等；此外还有国产工具显微镜、双管显微镜、光学比较仪等。这些仪器大多比较昂贵，听说都是由教务长刘颖亲自拍板订购的。这样，实验室的仪器配备就比较齐全了。因为实验仪器较为齐备，我们开的“公差与技术测量”这门课程也就比较好讲，广受学生欢迎。后来“公差与技术测量”这门课程还被评选为全校一类课程。1955年我和李光瀛老师、王乃梁老师同时担任“互换性与技术测量”这门课程的主讲教师，各讲一个大班的课。段正澄院士这时正在机械系机床刀具专业读本科，他上过我的课。后来他毕业留校任教后又邀请我和他一起带学生到武昌第三机床厂和孝感机床厂“开门办学”。他的务实精神和团结实干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段正澄后来申报中国工程院院士时，我估计他能够成功。我说如果别人的研究成果（主要是论文）要用自行车拖的话，他的研究成果（连杆自动称重测量仪，曲轴高速自动磨床、动平衡机、医用全身伽马刀等）要用火车拖。果然，他一次申请就获得批准，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记得1954年庆善驯老师在桂林分部上课时，讲正弦尺测量，学生听不懂，要我辅导答疑。因为这个测量除要用到正弦尺外，还要用平板、量块、百分表以及被测量的精密锥体工件，当时这些东西都没有实物，面对缺乏实践经验的学生，要在黑板上讲清楚，的确有点难。1955年我们担任主讲教师时，学生在实验室直接做正弦尺测量实验，不需要老师讲，自己动手操作就完全懂了。而且他们对反复测量很有兴趣，在实验过程中培养了他们精益求精的研究精神。机制专业本科生尤政在完成精密测量实验的过程中，对表面微观形貌测量很感兴趣，就报考研究生。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就在实验室“二维表面轮廓仪”的基础上研制成“三维表面粗糙度自动测量分析仪”，参加北京国际仪器仪表博览会展出，后将研制成果转让给中科院北京科学仪器厂生产，获国家教委一等奖。后来尤政在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作为主力与课题组教师一起完成了“磁盘表面粗糙度非接触测量仪”，该项目获国家奖，尤政本人获国家教委“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奖励。研究生蒋向前在实验室模拟实验的基础上，提出并研制成“曲面表面形貌测量分析仪”，参加北京国际仪器仪表博览会展出，她本人的论文获首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ⅳ。由此可见，实验室条件对于提高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是何等重要。

八、教学和编写教材

    我自幼口头表达能力较弱，怯于讲话，没有想到会分配到大学当教师，于是苦练讲话技巧和讲课技术：自学了教育学、心理学；每次讲课前认真备课，用铅笔写讲稿以便反复修改，做到精益求精；把讲稿写好后，到喻家山上，对着东湖大声背诵；还练习板书和画图，用粉笔随手可画一个整圆。由于在教学准备上下了功夫，因此教学效果比较好，很受学生欢迎。

    我在教学工作中逐步坚定了在专业发展方向上的决心，决定编写教材。根据以往的经验，特别是1958年与学生合作编写教材的成功经验——编书也要走群众路线和联系实际，于是将书稿自刻油印了十份，然后背着几十斤重的书稿，到工厂广泛征求意见并搜集补充资料。正好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到我们学校，看到我和另外一批老师的书稿，同意为我们出版。1960年暑假，我带着书稿到北京，睡在出版社编辑部的地板上，通宵修改书稿和插图，编辑部派人抄稿描图，发扬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互换性与技术测量》全书65万字，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60年出版。我承担了全书的主编工作，当时为了避免名利思想，就以“华中工学院精密仪器教研室”的名义署名出版。

    上世纪50年代，我到机械系担任助教后，由于时间比较自由，有较为充裕的时间专心啃书。利用业余时间我不仅啃俄、英、德、日等外文专业书，而且对政治、哲学、人文书籍，都广为涉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自然辨证法》等大部头，我都读过。“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共产党宣言》），“资本从诞生的那一天起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论》），多么生动的语言！我非常赞赏马克思的文采。后来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下放农村的磨练，我更坚定了“爬方格子”的决心。1977年，我从马克思写的《资本论》巨著受到启发——“由协作分工造成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也想编写一本有影响的著作，于是向全国兄弟院校发出邀请信，结果收到来自全国16所高校30余位同行教师的积极响应。但收到的书稿水平、风格各异，这就让我发愁了！因为这不是论文集汇编，不能有重复脱节等现象，特别是要有创新和一定的理论与应用水平。于是我就组织成立了编委会，我担任主编，确定了副主编和其他编委，邀请了清华大学的梁晋文教授担任主审。由编委会召开审稿会。我带着书稿奔波于全国各地，与编写者们合作修改，主编、副主编和副主审住在出版社，与责任编辑合作，通宵达旦地工作。经过前后八年艰辛地工作，终于修成正果——《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上下册，由中国计量出版社于1984年、1985年出版，全书共170万字。完稿当天，我们几个人在责任编辑刘瑞卿家举行家宴，从上午九点直到晚上十点，大家无比兴奋。后来此书不负众望，获得“全国优秀教材”国家级奖励。

九、没有评职称的压力

    当时我们教师没有评职称的压力，也没有写论文的压力。我大学毕业就当助教，当时觉得做助教已经很好了，助教也是大学教师，这个地位已经很崇高了，连学校党委书记都说为我们服务。学校领导对教师的尊重我深有体会。记得有次我到朱九思的办公室去谈事情，我到了他的办公室，他便起身站起来迎接。后来，他住在学校招待所小楼的二楼，我有事到他家里去找他，谈完事情以后他都要亲自送我到楼下。后来，他搬家到高家湾，我有事到他家，他也一定要把我送到楼下。因为朱九思带头尊重教师，所以教师要到行政办公室去办事都是很受尊重的，学校干部们对教师都是很客气的，因此教师们感觉心情很舒畅，愿意努力搞好教学工作。当时大家没有利益冲突，也没有评职称的压力，这些都根本不用担心。

    之后，我自己从助教到升讲师，升副教授和教授，都没有申请，也没有填表，也没有述职，只是勤勤恳恳地去工作，这些职称待遇就自然解决了。记得我当年升讲师，学校教务处长约我谈话时说：“李柱老师，听说你的学生都升任讲师了。”我说我这个助教还没当好，升讲师无所谓。我是1953年来学校的，到1961年升讲师，然后1978年升副教授，1984年升教授，1990年任博导。

十、团结务实的校风

    华中工学院是在“全面学苏”的大环境下，于1953年由中南地区几所综合性大学的机电两系，通过院系调整组建的单科性工学院。学院老一辈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主要行政干部都由这几所大学调入。武汉大学机械系是整体调入，包括机械厂和有关机械类的图书资料都调来了。此外，还从其他大学调了一些应届毕业生当助教。大家来自全国各地，朱九思就特别强调，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特别要求团结。当时的学校校训就是“团结、求实、 严谨、进取”。学校师生之间，同事之间关系都很融洽。教师之间没有区分各自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比如说你是北大毕业的，他是清华毕业的，没有讲各自毕业学校之间的差别。教师之间也没有升等升级的竞争冲突，都互相交流教学经验。华中工学院的传统就是团结、务实，这都是好的传统，这和学校领导的办学思想是有关系的。当然，朱九思也强调要学术民主，追求真理，所以他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挨批判的，被打成“跑资派”。文革后期，朱九思被解放出来，大胆引进和重用所谓的“牛鬼蛇神”，为学校的发展积累了大批人才。在当时，朱九思能这样做，我认为是非常了不起的，也形成了华中工学院非常好的风气和环境。

    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在全国政治运动起伏不断的大环境下，华中工学院也不可能是“世外桃源”。例如，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教育革命”、“拔白旗”、“大跃进”，直至十年“文化大革命”，学校和教师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十一、点滴反思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人类总是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

    学校从华中工学院到华中理工大学，再到华中科技大学的发展，被誉为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缩影”。新中国高等教育普遍经历了从过去“英美模式”的综合性大学（培养通才为主），改造为“全面学苏”的单科学院（培养实用技术人才），再发展为“现代综合性大学”（引领国家“文化-经济-科技”创新进步方向的现代大学）。

    教育是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前途的最崇高的事业，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教师是人类永恒的职业，“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社会对教师的要求很高，教师理应受到社会尊重。大学更是代表社会的良知、希望、发展及国家前进的大方向。因为大学是研究学问、创造知识、传承-创新-引领优秀文化科技的神圣殿堂。教师无疑是大学的主体，努力提高教师的教学和研究水平是提高大学水平的基础。大学校长也应为教育家，像朱九思那样有远见卓识，懂得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全心全意为教师服务，以其人格魅力带领大学的发展；教师的天职就是全心全意为培养学生服务（不是学生为教师服务），不仅向学生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授做人、做事、做学问的人生智慧；而学生的水平则是衡量一所大学办学水平的最终社会标准。

    大学的使命，即使是国际著名大学，无一不以培养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为其主要任务。因此教学永远是大学的第一要务！大学搞科研与企业及研究院不同，大学以出人才为主，研究院以出科研成果为主，企业以出产品为主。大学教师搞科研也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

    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按唐代大师韩愈的说法是“传道、授业、解惑”，教师对学生处于“居高临下”的态势，学生如何能超过老师？所以有必要补充“指点、激励、铺路”。传统的看法有“名师出高徒”之说，个人主张“明师出高徒”；“师为生纲，博为硕纲，互相学习，真理为纲”。对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培养要求不同，如果说对大多数本科生的要求是“学习知识、应用知识”的话（比尔•盖茨这样特殊人才除外），那么对研究生的要求应该是“发展知识、创造知识”。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研究生条例：硕士生的学位论文应该有新意；博士生的学位论文要求独立作出创造性贡献。如果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可以限定为1-3年的话，则博士研究生的学习研究时间不宜限定年限，更不应要求按期一定毕业（学位论文达不到要求，只能发毕业证书，不能发博士学位证书）。因为博士生毕业论文的创新点是独占的，不仅不能与他人雷同，也不能与他人分享或共享（这与联名发表文章、联名申请专利完全不同）。

    如果我们能对大学几十年的发展进行反思，做到遵循大学发展规律、科技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抛弃对大学教育和人才的偏见与无知；正确处理好领导与教师的关系、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教师之间的合作共事关系、个人首创精神及智慧产权与集体合作的关系；运用民主与法制的手段对大学进行改革、改良，则我们有望找到著名“钱学森之问”ⅴ的答案。

    “科教兴国”作为口号，路人皆知，但如果迷失正确方向，科教可能误国，科教也可能导致亡国！科教兴国必须以“文化立国”为根基，中国人的大学必须以“振兴中华”作为办学基本宗旨与根本动力！如果忽视中国国情与优秀传统文化，盲目照抄国外名牌大学的办学模式，贪大求洋，可能我们永远不能圆所谓“世界一流大学”之梦。反之，踏踏实实立足中国国情，认真学习外国大学的先进经验，集中我们这个世界最大民族的智慧，办出大学的特色，对人类的进步作出我们应有贡献，则我们也会为世界一流大学所认可。

ⅰ根据当年国务院通知：为了迎接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理工科大学生提前一年毕业。
ⅱ后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仍然留在珞珈山，和武汉大学在一起。中南动力学院与华中工学院合并。
ⅲ在中国“庚子赔款”后，美、英、法、荷、比等国相继与中国订立协定，退还超过实际损失的赔款。退还款项除了偿付债务外，其余悉数用在教育上，中国每年向上述国家输送相应的留学生，庚款留学生由此产生。
ⅳ尤政与蒋向前都先后当选为院士，这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
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学校培养创造发明型人才的模式；二是创新创业型人才在社会上发挥作用脱颖而出的机制。

    （李柱口述，潘群访谈整理。李柱，1953年毕业于重庆大学机械系本科，同年到华中工学院任助教。1984年任教授，1990年任博士生导师，2001年任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2004年退休。现担任国际测量与仪器委员会（ICMI）创建主席与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