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到了1960年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们的科学研究开始有了，但是题目不多，但是有了，敢做了。教学不仅仅是教学，还必须解决实际问题。遇到文化大革命，我到现在还记得，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是1966年，我们科学研究没有上课，就是停课闹革命，不上课了，但是有少数的教师关于重要的科学研究还保留了三项，不搞不行，接受了任务，国家等着要，生产部门等着要。一直到1969年，大批的教师、学生下乡，我们还留了三个课题的教师在学校搞研究工作。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又增加了一点，接受了新的任务，把下乡的极少数教师调回来搞研究工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科学研究虽然不是个别的开展，但是也增加了不少，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更不用说，放手搞。当时正好业务部门，比如说一级部机械工业部，四级部电子工业部，这些部下属的研究机构都下放了，研究人员都走了，它下面没有人搞研究工作，那不行啊，那就找到我们高等学校搞研究工作，我们就接受，它给钱。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开展得不错，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是也不是很小。因此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1978年在北京召开第一次科学大会，我们学校和浙江大学受到奖励，要我们两个学校准备书面发言，在大会上书面发言。我当时又是院长，又是党委书记，我当时参加会了，我准备了大会书面发言，题目就是“科学研究要走在教学的前面”。科学研究是源，是发源地，教学是流，是发源地下面的河，所以科学研究和教学是分不开的。大学只有课本不行，照本宣科不行，教师必须有自己的研究成果。科学研究要走在教学的前面，科学研究要很紧密地和教学联系，这个思想明确了。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科学研究和教学结合的思想逐渐形成了。

    第三，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们学校变成华中工学院，高度的积极性是怎么产生的，总是要通过一个实践才能形成思想。文化大革命的后期，1959年根据海军的需要，我们建立了造船系，三个系，一个是制造，一个是船舶发动机，第三个是船舶的电气。需要建立实验室，发动机的实验室基本上有，就是没有人进，船舶电气实验室基本上也有，我们有电气系，只有造船系，造船专业需要一个船舶实验水池，船设计好了之后要做成模型，放在水里面进行实验，到底稳定不稳定，速度怎么样。因此造船系的主要专业是造船，造船的实验室主要是需要有一个实验用的水池，其他的实验室都有限。当时只有上海交大有一个船舶实验水池，我去看过，但是这个船池建得不好，有点漏水。我们成立了造船系，我就一心一意想建立一个船舶的实验水池，我们要建得比上海交大要好，上海交大那个是100米，我们要建得有120多米，要建得比它好，很花钱，但是不建，造船专业的质量很难保证。我就一心一意想建这个水池，究竟要花多少钱，我心里有个数，大概要有500万左右，那时候的500万就相当于现在的5000万。但是非建不可，于是我就向上面做工作，船池你们可能还没有去看过，在山脚下，单做了一个实验室。船池有120多米长，有6米宽，有14米深，本身盖房子就花钱，但是最重要的是船模的要求很高，要求很稳，温度在22度，湿度要保持一定，这个好办，有去湿器。最难的是什么呢？要求这个船池没有什么沉陷，开始建的时候是平的，一直使用几百年几千年没有任何深陷，耐受沉陷，一沉陷就不能用了。造船系的船舶实验水池有120米长，加上外面的房子，大概有130、140米，山脚下是小丘陵地带，但是又必须在这个地方做，因为除了那个地方有那么长的空地之外，其他地方没有。但是有沉陷不行，那个地方是一个小树林，有一点高高低低，怎么办呢？我是学文的，我不是学工的，更不是学土木建筑的，但是事到临头必须进行，我们的基建科有一个主要的领导，姓王，叫王非，是清华毕业的，在房子的建成建设方面很有水平，那没有问题，但是出地100多米，又要沉陷不准，这可是一个难题，我再往上提也没有地方提，叫做逼上梁山。我就跟王非商量，采取100多米长的水池，下面就好像一个桩、两个桩，三个桩，下面有几十个桩，下面的桩尽量打到坚实的土地上，没有填土，然后上面再横梁，究竟有没有把握呢？老实说，有没有把握，但是除了这个办法还有什么办法呢？没有什么办法，逼上梁山，只好这么办。我是学文的，工程不懂，但是负责人必须下去进行，我就下了这个，我说继续办，100多米长，大概每隔七八米一个桩，这个桩大概有十米左右的高度，不管上面的土怎么样，下面的土都是老土，原始的土，不是填土。只好是大胆的建，不建怎么办，一直采取这个办法搞，但是万幸，这个点子出对了。我的第一个印象，到了最困难的时候，那时候要大练军，你不大练怎么办？你不能够坐以待毙。你们可以到那个水池去看一看，那是很有气派的，很长很高，相当大。

    我当时也是没有办法，有意识的采取钓鱼政策，什么叫钓鱼政策呢？假如一下子提出来这个实验室要500万才能够建成，上面会不会批？钱太多了，你提少一点才可以批准。我说这个实验室大概有100万就行了，事实上没有办法，说瞎话，这是逼出来的，不然的话拿不到钱，实验室盖不起来，教育质量很难保证。我们实验水池就这么样在大干的情况下盖起来了，你们可以去看一下，一直到现在在全国，特别是在中南地区长江领域以南这一带，很多省、很多地方的造船机构都到我们这个水池来做实验。这是我们学校建校以来建设的最大的实验室，非常有气派。这样一来，虽然没有提500万，只提了100万，但是当时省里面的教育经费其他的学校也不要，我们去要，一年要个百把万，有个三、四年就差不多了。这也是一个锻炼，什么锻炼呢？在大干的时候要大干，不要畏畏缩缩，怕这怕那，那就一事无成。我的高度积极性经受了第一次考验，胆子真的很大，几百万的工程，就这么干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大概花了三年多到四年时间，这个实验室终于建成了。一直到现在，在全国来说是很好的，很多单位来做实验，他们来做实验要花钱，所以这个船池本身收入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