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就在这个船池动工之后的不久，我们的机械厂，两台“加工中心”也基本建成了，那真正是知识分子和工人相结合。这个“加工中心”怎么做的呢？什么叫“加工中心”？我原来也不懂，现在我们学校的正南方有一个科研区，有一个工厂区，有20、30个工厂，当中有一个工厂就是很赚钱的一个厂，俗话叫“加工中心”。非常赚钱，现在开始申请上市。这个“加工中心”里生产，这个中心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有机械系的教师、有一二十个教师，有一二十个工人，没有施工的图纸，就是拍了一个产品说明书，产品说明书形成了照片，他们都是内行，大概估计估计，就生产就制造。我当时很忙，开始的时候我没有参加，后来基本上建起来了，开始调试了，我去看了一下，我非常受教育。你们可以到南边的厂去看一看，看起来很复杂，不是一般的机床比较简便，这个“加工中心”很复杂，我也说不出来，就是根据广告上的说明书，他们是内行，就这样子把这个尺寸慢慢的琢磨出来，然后就加工制造，然后就安装、调试。我去看的时候正在调试，我非常受教育，原来以为我们学校的工厂不能够生产制造这样复杂的“加工中心”，特别是没有详细的图纸，就是一个说明书，有照片，他们是内行，当时我很受教育，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复杂的机床。我说这些人创新啊，没有他们大量的创新这个“加工中心”做不起来，做了两台，两台有点区别。后来这两台移到东八楼，一楼的实验室，现在在校办工厂里面办了一个厂，后来“加工中心”也挪过去了，比较近的，在东北楼后面的东八楼，东八楼的一楼，你们可以去看一看。我也是第一次开了眼界，这么大的机器，在没有详细施工图纸的情况下制造出来了，非常不简单。假如说胆小害怕，那完了，不敢造，两年就造出来了，都能够生产制造了，我在看的时候他们在调试。每个机器上面有60个刀子，自动换挡，不同形式的刀子，很复杂的机器，叫“加工中心”，它的学名叫可以自动换刀的数控镗铣床。这件事情我很受教育，很佩服这些教师，这些工人，劳动者，有水平，在没有详细的全套施工图纸的情况下面，把一台非常复杂的机器造出来了，为什么现在全国销路很好了？“加工中心”价钱比较贵，一个单位一般的“加工中心”是需要一台到两台，不值得自己生产，不值得自己去买，就在华中工学院来买。现在他们非常赚钱，他们说笑话，前几年是百万富翁，现在“加工中心”厂长是千万富翁。我的胆子又受了一次考验，又增加了新的东西，胆子要大一点，不要那么畏畏缩缩，怕这怕那。

    当时十堰市的二汽，第二汽车制造厂正在建，当时国家的经费也困难一点，建了很大规模的第二汽车制造厂，非常花钱，要花多少个亿，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把有些设备自己造，但是自己造的话工厂的技术人员限于技术水平，找到学校来帮助设计，他们制造。大概当时十堰市的二汽，有那么十来种加工制造是由我们加工制造的，生产设备的。我举一个例子，汽车发动机里面的曲轴连杆，那个曲轴连杆买的话价格很高，自己制造花钱少。怎么样来制造这个曲轴连杆，就找到我们学校，我们觉得这是国家的任务，又是在湖北省确实是义不容辞，接受了二汽不少的任务，有的比较容易，有的比较复杂，像连杆，这种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的，比较复杂。我当时没有参加，我后来看了之后，内心里面是非常佩服，我们这些教师是有本领的。这又增加了我的胆量，胆子又大一点。再举一个例子，河南郑州有个第二纺织机械厂，在国外进口了一台，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纺织机械方面的“加工中心”，很复杂，要调试，那个厂就找到清华，清华说要我调试可以，我负责调试，你给钱，清华要了不少钱。但是后来在那里呆了个把多月，没有调试出来。我刚好到郑州去了，第二纺织机械厂有一个副厂长是我们的毕业生，他就跟我谈这个事，他说我们学校可不可以来参加调试的任务，我也没有在意别人的意见，我说行，我心里有数，有前面的事情，另外我们机械系有一个教授，叫段正澄，在自动化方面水平很高，我说行，我们搞，这个厂就问我们要多少钱，我们说不要钱，请你们把这进口的纺织机械方面的“加工中心”调试出来。回来之后找到段正澄，我说老段，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替学校争口气，他也拍拍胸脯说行、干，大概干了不到一个月调试出来了。其实我一点都不懂，段正澄他们都是内行。

    我举了这么一些例子，还有其他的事情，我自己的胆量逐渐锻炼出来了，有些事情敢拍板，敢干，事情都是人干出来的，假如都是很容易的，那要你干什么？在文革后期和文革结束之后，我为什么有那样高度的积极性？是怎么产生的？这个事不能空想，是要经过实践。当时在全国范围里面，高等学校的负责人普遍都是心有余悸，害怕，见了面大家都是摇头。特别是毛泽东主席讲过一句话，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后再来一次，这个大家更害怕，我这时候干得很积极，七八年以后又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我又受批判，算了算了，自己过得去就行，何必那么积极呢？你说我害怕不害怕呢，我也害怕，我是人，我也不是铁，我也害怕，但是又是院长，又是党委书记，这么一大摊子人，只能行，同时经受了这些锻炼，胆子也大了，敢干。比如说进人，我们进了600多人，当时我们学校里面意见并不完全一致，有人赞成大批进人，有人赞成小批进人，有人赞成不进人。我就讲现在进人比较容易，有不少的单位、知识分子，就是臭老九，受批判，想离开，那个单位愿意放他，他也有本领，业务也不错，也愿意到我们这里来，为什么不来呢？我当时说了两句话，我说现在进人很容易，教育部不管，省里面比较好办一点。当时省里面有两道关，经过省委宣传部人事处批准，经过教育厅批准，人就可以进来了。我都很熟悉，我说现在能够大批进人的时候不进，以后要想进人的时候也不一定进得了，困难。虽然有人并不赞成我这个意见，但是觉得说服不了我，他也没有把握，进来了634人，没有一个草包，没有一个不学无术，只是业务比较不懂一点，更没有一个坏人。到现在为止有些人还在学校，经受了几十年的生产和考验，没有一个坏人，没有一个草包，这是程度、水平有高有低。有人有意见，我那个时候比较严格一点，不好提，也不敢提，反正我认为对了，就干。到了1983年，教育部把进人的批准权收回去了，但是为时已晚，我们已经进来600多人了。假如说早两年来卡着，最多只进一半，300人，后来我们增加那么多专业，不进人怎么能够办专业，调进来的有不少人在那个单位是批判对象，受气，但是业务都很不错。

    第四，我们学校是全国实行改革的第一所高等学校。这个改革是什么？是把院系调整的时候，学习苏联那一套框框改掉了，也不是不学习苏联，但是有些去掉。苏联就是原来我们的模式，学校分得很细，学校里面的专业也分得很细，我们都改了，别的学校在我们后面改的。经过文化大革命我的思想比较开阔一点，负的责任也不太一样，文化大革命我不是院长不是书记，不是正职，不负主要责任，文化大革命之后主要的担子在自己肩膀上，害怕害怕，老害怕就一事无成，那怎么办？我到现在还记得，1979年的3、4月间，教育部派我到美国、加拿大、日本去访问，带了几个人，访问的时间日程都已经排好了，两个半月，加上路途上花的时间，整好三个月。我到现在还记得，在教育部办公室碰到清华的一个力学教授，我就跟他讲了，这次出去三个月，他说你们学校好，你们学校的工学保护了你们学校，但是我们清华不行，清华当时的校长是刘达，刘达很不错，我觉得比我强，但是清华在文化大革命当中非常乱，因此在清华对文化大革命争论的时候，刘达很伤脑筋，当时这个力学教授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可以离开学校三个月，我们学校的刘达不可能。为什么呢？学校的事情太多了。当时许多学校一个是不敢学，一个是觉得学也可以，但是还是不敢学，有的思想上还没有解放，也不同意学，我们思想解放了，这个解放也可以从另一方面得益于文革，文革那么样翻天覆地。你们没有经验，那时候你们是小孩。抨击的时候是很难过，现在站不了了，那个时候还是照样站，流血，有些把鞋子脱了，光脚在碎石地上走，那简直残酷得狠，我从50岁开始文化大革命，60岁结束，没有进一次校医院，那时候身体很好。现在不行了，假如现在碰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