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教边学  站好最后一班岗

   韦世鹤口述  唐萍整理

    我觉得703专业的建设有一些值得学习的地方。一是一个学校建立一个专业，怎么建？是不是首先要培养一些专家。但我们703专业走的不是这条路，我们是在全校里面找有关的人来上课，集中全校的力量来完成这一项任务。比如说，有些学科如有机化学（很厚一本书）、仪器分析、化工设备、还有物资结构等课，都是我们自己先学。把这些课程学完之后，我们就正式当老师开始上课了。这是一种经验，如果没有这种经验，我们就没有这些学生，没有这些学生，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贡献。如果现在我们学校要建一个新专业，我认为这种办法是可行的。
   

    二是我们工程物理系里的每一个人做的工作那是实实在在，踏踏实实的，这一点我敢保证。有一条消息我提一下，就是工程物理系搞加速器。日本当时也搞加速器，我们搞加速器的水平跟日本是不相上下的。我们学校的加速器搞得很早，经过整合专业以后，下马了，但是在以后加速器的开创和发展方面，我们学校是搞得不错的。为首的就是李再光、丘军林。他们俩为加速器做了不少的工作。尽管他们俩不是我们703专业的，但还是我们工程物理系的。

    我离开703专业还算比较晚，最后收摊时还在，有很多实验都是我做的。 我们做的实验残渣物里面含有铀矿物，它是一种粉类，这种放射性物质对环境有影响，如果污染了水源，被喝下去就会有很不好的作用。怎么办呢?我得处理好。专业下马之后，我把这些放射性物质用两个坛子装起来，埋到喻家山背后了，没有留下任何伤害性的隐患。

（韦世鹤，703专业下马后，回到原机二系铸造教研室工作直到退休。）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闻立标口述  唐萍整理

    那时候就是领导一句话，领导叫你去干嘛你就去干嘛，也没有二话。要说我们的贡献，那就是为创造703专业的实验环节方面，做了我们应该做的工作。

    1958年，当时我们几个人都下工厂去了，在工厂里面干了两年。第一年，全部劳动，第二年才开始这个半工半读。大概到了1960年初，学校宣布半工半读不搞了，要我们回去读书，读什么专业呢?因为我们当时就是铸造专业的学生下工厂的，所以回去还是读铸造专业。有一天，我们正在宿舍学习，有几个人跑过来点了我们几个，要我们到东一楼开会。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回事，就去开会了。会上宣布说：“你们几个留校，分到工程物理系去。”就这样我去了工程物理系。

    去了之后我最不安心，好久都不愿意干，当时就跟我的同学说：“别人都很羡慕我啊，说我们搞尖端啊什么的，但我还是愿意搞我的平地，我学铸造学了这么多年，又在工厂干了两年，这个专业舍不得丢。”李再光知道这个事情后，就找我谈话。这个事情印象最深了。他问我：“你是学什么的？”我说我是学铸造的。“那国家要变怎么办呢？还老铸造，要不要变呢？”我说当然要变啊！“要变谁变啊？你也不变，他也不变，那哪个变啊？”我说，行，这么分就这么分，服从工作安排吧！说实话，后来真是很苦啊。刚开始到龙角山的时候，他们几个在山上，我们住在半山腰，离山上400多公尺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原来是一个地质队工作的地方，地质队撤走以后留下一个破房子，我们就住在那里。当时我每天都要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参加设计的，设计在山下的厂部。所以每天早上我要从半山腰下来，一直干到晚上才回去。当时工人一个月吃50多斤粮食，我们一个月才20多斤粮食，劳动强度又大，说实话真得是吃不饱。

    当时为什么要在龙角山建实验室呢？因为龙角山新冶铜矿，它里面有铀。而且这个铀呢，很怪，它不是混在里面的，它是一坨一坨的。但铀不多，分散的。所以当时我们在巷道里面走的时候，是带着记数器去的，走得好好的，什么声音也没有。突然哗的一下，就那一坨，突然一下声音又没了。所以我们后来决定要开矿，要再集中，有这个东西再集中来开采，就是这样的。

    我们在龙角山建实验室时，有一件特别危险的事情，差点没命了。因为我们对那个地形一点都不熟。有一天我正在下楼梯的时候，哗一下子，地陷下去了，原来是走道下面放矿了，我正好在那个斗上面，忽然，人就往下面掉。幸好后来他们努力把我拽上来了。如果掉到矿漏斗里去了，那就活埋了，尸体都找不到。我到现在有时还做这个恶梦。

    因为703专业要下马了，1962年春节前后系里通知我们从龙角山回来开会，等我们开完会，再回去的时候，我们龙角山实验室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最可惜的是当时那个实验室里面有很多实验器材，包括深筒靴子、防护服都在那里，都没了，我们所有的行李包括被子什么的都被矿工拿走了。我们在龙角山建的实验室，就这样散伙了。

    703专业 “寿命”虽短，当时我们教的那些学生也经常换专业，感觉有点乱，但有一点很重要，那就从思想上来看，我们真正做到了满足祖国的需要。所以我后来买了本书，在书页上面写了一句话：“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自己从中最大的体会就是这个，安排你干啥就干啥，没有说自己想干什么，不愿意干什么愿意干什么，不存在这种问题。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叫陈汉强的人。因为他的姐姐是湖北大学的化学老师，知道搞放射化学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就老不干，老闹思想情绪，最后把他调走了。先是把他调到了北京，他高兴坏了。结果一到北京，说让他去西安报到。一到西安呢，再坐火车，嘟嘟嘟，嘟了二十多个小时嘟到青海去了，呵呵，到核基地去了。结果过了两三年，他才回来。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就得病了。当时我的白血球减少到2100，正常人不能低于4000，所以当时去教工食堂吃饭，走在路上都会昏厥几次。结果一检查这个病之后，原来在搞这个玩意儿，就怀疑是放射病，然后就把我的档案转到了武汉医学院去了。我觉得张志钊这个同志很不错，张志钊当时还是系党总支书记，他就说：“你这个事情我得负责到底。”

    （闻立标，703专业下马后，回到原机二系铸造专业学习，毕业后留在原机二系铸造教研室工作直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