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复杂”经历

张太行

    我于1956年9月由上海电器制造学校（中专）保送进入华中工学院电机系。那年由于大学扩招，高中生源不足，教育部决定15%的中专生进大学深造，我是其中之一。那年上海电器制造学校共有33名学生集体来汉入校。同期还有上海机械制造学校保送来的钱衡弼、钱复兴、徐听宝，另有郑州电校的学生多名进入电机系。

    我进校后，即担任56级学生团总支书记。电机系56级共21个小班670多人。当时，有的系配了半脱产学生干部（如动力系为霍慧娴），电机系人数最多，但没有派学生干部。所以，学生总支书记的工作负担很重，到1957年反右派前后，政治运动很多，压力太大了。还好有的课程中专已学过，对大学学习大有帮助。

    1958年10月，学校决定让我到工程物理系，先到西安交大进修。同去的有徐听宝、胡伟轩（已是教师）。结果到了西安交大后，校方称他们也是新办，“拒收”我们。返校后即进入了工程物理系，筹办新专业。我被分到放射化工专业。

    没多久，1959年5月，成立造船系。我被调至造船系，筹办船舶仪表与导航专业，同年即召新生。当时除我和另两位学生外，船电、船仪没有一个教师。我这个学电的中专背景的学生就成了唯一的“内行”，一个人负责这两个专业的教学计划制定、教学任务通知书下达等工作，并负责学生进校后的入学教育、专业介绍等事情。

    1959年底，我被派往北京航空学院二系，学习陀螺及导航一年，1960年返校。该专业调整到精密机械与自动化控制系，专业更名为陀螺与惯性导航，我担任教研室副主任。1960年初，学校派人到北京航空学院看望我们（还有李志琳在七系进修），并宣布从此给予每月37元的工资待遇（以前完全没有）。

    1962年，新专业下马。我调至自动控制专业，同时被学校派到清华大学进修一年。1963年秋返校，不久即担任教研室党支部书记、无线电系党总支委员。

    1965年，我调任无线电系办公室任副主任（主任是皮光安），副科级待遇。不久，我带领64级学生到黄陂参加“四清”锻炼。年末，又被学校调回自动控制教研室，任教研室第一副主任（陈珽不再兼任教研室主任，不设主任，我是助教，只能任副主任加“第一”）。不久，由朱九思决定，我和几个年轻教师到武钢，与钢研所合作搞自动化科研，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

    1967年秋，我被推举为无线电系革委会主任，直至革委会取消。工宣队进校后，我先率学生到黄岗劳动，后到咸宁“斗批改”。1970年初，我回校筹备招生和复课，系里成立“教改”组，由刘贤德任组长，朱耀庭、黄德修和我任组员。期间，由学生杨诚江等发起，创建了无线电厂。由原人事处长臧之昭推荐，由关恩勤任厂长（原为人事处档案科干部），先生产超声波诊断仪，后又生产电视差转机（差转方案由刘贤德提出，王筠负责研制样机）。调进无线电教师欧阳振生、张伯世。张培积任技术工作。这个产品当时还没有正式厂家生产。在系教改组期间，我参加了“散射通讯”科研的筹备工作，兼任近半年无线电厂厂长，参加了激光科研组的筹备工作，是筹备组成员之一，负责实验室建设。

    1972年，我和朱九思谈起成立自控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973年秋，学校决定成立自动控制系，我调任党总支副书记，开始主管学生工作，后管人事组织。副书记龙国斌刚到任就派往潜江从事知青带队，我又去管学生工作，直至离开。自控系成立时，恢复了计算机专业，新设置了自动化仪表专业，加上原有的自控、工企，共四个专业。系主任陈珽、邹海明、蒙万融、党总支书记钱衡弼，副书记是我。

    1977年秋，我调至无线电二系（后改为固体电子学系）任副系主任，主管教学，兼任办公室主任，直至1981年秋。这几年，我主持了该系的改造工作。1981年秋，我调至计算机系任副主任，主管教学。1982年，计算机系与自控系合并，成为大系，包含图像所、计算中心，教职工500多人。由于合并后的效果不佳，1984年又分开，我仍留在计算机系，主管教学工作。两系合并期间，我主导开始对“电子技术基础”课的全面改革，取得显著成效，第一个获得教育部授予的教学成果一等奖。

    1985年，计算机软件教研室出现工作问题，造成很大困难，我几乎耗尽精力去调解。1987年秋，我由计算机系调至教务处，任副处长，主管教研、教材、文科，后又任命为正处级调研员，工作内容不变。在此期间，在校领导支持下，开展了一系列加强本科教育的改革措施。1990年，学校决定加强文科教育管理，成立人文学部（后改为文学院），我任学部副主任，刘献君任主任（院长）。我负责日常工作，直至1996年秋天退休，文科结构重组后，我的组织关系转到法学院至今。

    （张太行，法学院退休教师，曾任原华中理工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