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学校的发展，由于我当了4年半校长，今天，我既谈学校，也谈个人。谈得会挂一漏万，也会有不对之处，作个材料，供参考。

一、办学思想

   我在位的时候，学校主要有两大变化，一是学校地位得到了承认。当然这绝不是我个人的功劳，而确实是学校历史累积的结果。1993年初，别人讲我校是“自我感觉良好”，这句话是带批评性质的，说我们在数量上拿金牌，在质量上拿铜牌，意思就是说我们发展很快，但质量不高。但在1995年我校一下子就拿了很多博士学位点，当时教委在成都开一个会，国家教委不少司局长给我讲，华工发展快，质量也好，在国内是一流的。

二是教育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与文化素质教育有很大关系。教育是育人而非制器。除了专业教育以外，我校高度重视人文教育，重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1993年，学校举行40周年校庆庆典时，我们讲了“三个转变”：一是从机电类为主的工科院校向文、理、工、管综合性大学转变；二是以教学为主，向教学、科研相结合转变；三是以本科教育为基础，向高度重视研究生教育和发展继续教育转变。1996年1月，我要到台湾去开有关高等教育的研讨会 ，1995年底，在办公室我与姚启和同志讨论我的发言稿，不仅完善了“三个转变”的提法，而且加上了第四个转变，即：从专业教育、科学教育向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转变。

   1996年，学校宣传部出了一期《这片可心的绿》文集，把校报上好的散文、诗歌等选出来，集中出版。这本书出得很好，书名也起得很好（书名是由一位老师的文章标题而来）。我想，《这片可心的绿》这样的书能办出第二期就好了。

我很赞同一句话，“文明与文化不同，文明是价值的体现，文化是行为的方式。”文化是文明的载体，讲的就是人要以文而化，人的素质提高，人的价值取向，最终要解决的就是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因为当时忽视了人文的教育，做人的教育，所以要加强人文教育；忽视了民族文化的教育，做中国人的教育，所以要加强民族文化教育；忽视了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教育，做现代中国人的教育，所以要加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的教育。
由于科技高度发达，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是一个时代的趋势，绝对不是我个人的行为，如果没有教育部直接的领导与支持，没有清华、北大积极的支持，没有一批高校的共同努力，那绝对是行不通的。

   1994年春夏之交，我参加了华南理工大学入选“211工程”的预审，当时我找到周远清同志，汇报了我校加强人文教育的情况与有关思路，但我们也有顾虑，因为当时“人文”字眼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往往联系在一起。没想到周远清同志非常支持我校的想法，说：“教委刚抓了英语素质教育、计算机素质教育，下面要抓一下人文素质教育，没有问题，你们放手去抓。”回来后我向学校党委汇报，学校才开始放手去抓人文素质教育。在这之前，我们学校的人文讲坛并不是我搞起来的，是当时文学院的领导，院长刘献君（他当时也是党委常委、宣传部长），书记李振文、徐晓林他们一批教授搞起来的，到了第四讲我才知道这事，大力支持。第一讲是何抗生老师讲的。后来，学校又决定举行一年一次中国语文水平达标考试，不及格者，不能获得学位。1997年，我校率先建立了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感谢图书馆的支持，基地建在老馆四楼。接着，在教务部门大力支持下，设了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机械学院带头作为试点，改革课程。诗社创办了中华诗词创作班，京剧社创办了京剧课程，文化节、科技节与文体社团活动蓬勃开展，继续把“第二课堂”推向前进。

   周远清同志调研了一段时间之后，1995年9月，在我校召开“全国高等学校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院校第一次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校被推举为试点院校协作组组长单位，清华、北大为副组长单位，我出任协作组组长。所以，文化素质我校能率先干起来，第一要感谢教育部。

   第二，感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积极支持。由于我国的历史与现状，教育部想干，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不干，也干不成。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不仅积极干，支持我校干，而且主动干，干了许多我校还无法干的工作，事情就好办了。

第三，我们一些兄弟院校都有这个想法，一起干，形成了共识。我们学校也有一批人，首先是高教所的，宣传部的，文学院的，还有教务部门的，学生部门的，有关院系的，如此等等，没有内部这股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力量，也绝对不行。当然，学校党委的全力支持，这是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