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半个月。我都要同有关干部到学生宿舍去跟学生聊天，也常跟青年教师开座谈会，跟学生开座谈会，到有关院、系、所、处去，以此来加强学生、教师与有关单位、校领导的联系。每年我们都要定期去看困难户，当时校报上有篇文章《岔巴子好》就是我写的。还有就是校与校之间的关系不错，我们继续以往做法，每年春节，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工校领导都要搞联欢。我们开玩笑说，武大是武老大，华师是武老二，我们是武老三，因为武大的历史最长，华师其次，我们的历史最短。为了学校发展，我们从武大、华师设法引入了好些骨干教师。

    还有想办好但没办成的事情。比如，我和李德焕同志去找中医院谈合并的事情，谈了好几次，都没成功。想同美国一个企业合作，拉些先进技术开发，结果不成。找湖北省体委搞体育学院，去接触江汉油田学院搞合并，也没谈成。还有想在举办人文讲座的同时，也举办科学讲座，办了二、三十期后，也没能继续下去。

    我也办错了不少事。最大的就是搞了个能源学院，把电力、动力全放在一起，太大了，不合实际，带来不少不好的后果，是我的责任，内心很自疚。

    进一步讲我当校长的事。1992年11月，从新加坡谈科研合作飞回北京，校办打电话给我：“你先别回来了，李德焕书记过来与你会合，国家教委有事找你。”当时国家教委主任是李铁映同志，我们去找他，他指着我说：“华工的校长你当。”我当时毫无准备，说：“那不行，干不了。”他问我：“不是讲了吗？你认为办大学要抓什么？”“抓育人！”“怎么抓？”“抓四点：强基、扶优、支新、重交。”“这不是十分对吗？”因为1992年上半年，国家教委派人到校调查，黄树槐同志校长任期即满，谁可接任。当时也找了我，征询意见，并问了大学该怎么办。我就作了如上回答。这四点的意思就是强化基础学科，扶持优势学科，支持新兴学科，重视交叉学科。到了1996年，我又加了要强调“协调发展、办出特色”这八个字，每个学校必须要有特色，抓学校就是培养人，就是抓学科建设。李铁映同志说：“那就你干吧。”这样我就当这个校长了。

    现在说，我不应做这个校长，我没有做过系副主任、主任，没有当过副院长、院长，副校长更没做过，要我当校长，十分缺乏行政经验。我也有自知之明，我明知做不好的事，请其他校领导做，他们帮了我许多忙。工作上，刚开始还闹过笑话。我记得，第一次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校办给一个有关财务的文件，让我批，我一看，我给财务处负责人说：“这是你的事，你看吧。”过了几天，这位负责人来找我说：“杨校长，国家教委的文件你没有给我啊。”我说：“我给你了。”他讲没有。我相信，他没有说假话，我相信我也没有记错。问题出在手续不全，这个文件应该校办登记以后才给，不应该我直接给，这么简单的问题，我都搞不清楚。不过现在这种情况不可能了，现在要当校长的话，一定要当副校长至少两年以上。

    我当校长能够做一些事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个领导班子很好，很团结。但并不是说班子成员之间的关系都很好，但最坏的情况下，背后绝对没有人拆台，讲坏话，而是互相支持，以大局为重。我接校长时，党委常委、校行政领导只换了我一个人，这个班子理解我，帮助我。学校教师员工也如此。我非常感谢他们。二是个人的原因，我这个人肯想、肯学、肯干。我在做学术报告时讲了“人生在勤，贵在坚持”，“人生在勤”讲了五点即：要勤奋学习、深入思考、笃于实践等。工作时，我也如此。

    讲的更远一点，我能够做些事，应该感谢我们学校。1983年年底我从美国回来，1984年元月4号，朱九思同志找我谈话，当时每个回国人员，朱九思同志都要找他谈话。谈话中，他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把我所有的行政职务免去，不当教研室主任。”他说：“行！”马上就通知机一系，让我一心一意搞业务。当时自动化教研室主任是段正澄同志，系行政从这个教研室切一块出来，成立测试教研室，要我当主任，还把自动化教研室的一个主要进口仪器装备起来的实验室调配了过来。段正澄同志还发扬高风格，花了2-3万块钱给我买了一台Apple-Ⅱ（当时最好的电脑，当时很贵）给我们用。我们教研室的党支部书记卢文祥十分支持我、配合我，如此等等。没这一切，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