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华工 分管总务 

    1953年夏，父亲由南昌大学调至华中工学院，担任电机系教授兼学校副总务长，参加建校工作。1954年春，南昌分部搬迁至武昌本部，我们全家一起乘火车从南昌经株洲、长沙来到武汉。当时我年龄尚小，被家人抱在怀里，感觉到车厢里面都是熟人，都是由南昌分部搬迁来武昌本部的。一路上火车总是开开停停，因为原来的火车轨道都是单轨，总是要停下来为往来火车让出轨道。有时候临时停车的时间会超过一两个小时，一些熟识的老师会抱着我走下火车，到外面路基上去透透气，玩耍一会再回到火车上。

    到了华中工学院，我们全家住进了东一区4号楼101室。4号楼共两层，学校教务长洪德铭住对门102室，楼上201室住的是徐真教授一家，202室住的是路亚衡副教授一家。当时的东一区4号楼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1号楼，因为在建筑过程中是从4号楼开始建的，当时还没有建1、2号楼。现在大活旁边的1、2号楼都是我们来后一段时间才建的。记得2号楼与4号楼之间是个石灰塘，用来浸泡并调和建房用的石灰，后来在这个石灰塘的位置上建了一个食堂，现在这里办公的是我校后勤集团饮食总公司。因为计划中的3号楼再也不会出现，所以我家居住的4号楼现在改编为3号楼。

    学校对教职工的生活考虑得很周到，每家的家具和生活设施都配置好了，基本上进门就能入住。我们的101室是一套东西向三室的房间，进入房间的第一间是客厅，第二间房侧设有一走廊，通过这走廊连接了第一室和第三室，第三室是卧室。卫生间、厨房、储物间设在房子的北面。这样的房型在当时算很不错了，属于乙种房（称为老乙种，后来建造的乙种房如东一区1、2号楼叫新乙种）。当时校领导居住的那些小楼属于甲种房，后来这些小楼都被圈到了校招待所的大院里。现如今，我仍保留着当时的一套老家具，这套家具是当时教授们书房的标准配置。

    我的祖父母、父母、大伯母以及包括我在内的4个小孩一共9个人一起来到华工，我的大哥当时因正在南昌读书没能一起来学校。平日里由大伯母主要负责家务事，并照顾老人和孩子。虽然父亲当时每月的工资有194元之多，母亲后来也有70多元的工资，但是因为全家人口比较多，经济状况也还是比较紧张的。母亲当时是校机械厂财会室的负责人，每月70多元的工资级别还是算高的，因为当时大学生毕业第一年实习期工资一般是每月44元，第二年开始每月53元，二级技术工人每月只有37元。

    父亲是清华大学机电专业的，学工科出身，擅长实务，又曾在西南联大做过总务工作，在这方面能力一直不错。父亲是华中工学院建校筹委会的成员，也是学校副总务长。学校刚建校时，一切工作都刚刚起步。学校的基本工程建设、教职工生活，以及医院、中小学、食堂、水电设施等除教学以外的事务，父亲抓了很多工作。为了改善教职工生活，学校生产豆腐提供给大家，教职工们可以用国家计划供应的黄豆去换，不要钱；在喻家湖里，每年都会喂养并打捞出大批肥美的鱼来分给教职工；同时，还种植蘑菇等蔬菜给师生增加营养。

    那时候，学校后勤每年都有三项季节性的工作：一是春天组织全校师生员工上喻家山抓松毛虫，因为那时的鸟儿几乎都被清除了；二是冬天要预先把路边那个法国梧桐树枝上的果子敲掉，以免它的种子到春天时满天飞；三是夏秋季组织师生员工分片包干拔野草，以便露出黄土地。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很忙，而且总是出差，为学校建设而忙碌，因为我校是在原华中工学院、中南动力学院和中南水利学院的基础上综合规划建设而成，工作量非常大，朱九思同志经常找他商量工作。父亲积极配合九思同志的领导，是九思同志指示的具体执行者之一。

    从现在的校史馆后面往北一直到现在的喻园餐厅，是我校教职员工的生活设施区，有汽车队、医院、邮局、银行、粮店、百货商店、餐馆、土产商店、附属小学、幼儿园、煤店和菜场，附属中学成立后使用的是东四楼；单身教职工和大学生的生活设施是东西两边各一套，有宿舍、饭厅、大操场和小卖部；校区靠北面的东西两侧有苗圃、农场；在团山的东湖之滨，还修建了一座天然游泳池。因校区很大，为了便于工作，学校给父亲配了一辆自行车，当时自行车还是属于稀罕物。几年后，我们已经不住在4号楼了，而是搬进了16号楼，因为4号楼要配合学校建设暂时不住人。

    前些年，因工作的原因，我结识了郑州轻工业学院的退休教授裴全安。裴教授是在南昌大学入学，后在华中工学院毕业。据他回忆，当时很多学生家境贫寒，春节没能回家，他们最激动的时刻之一，就是万发贯等校领导来陪滞留学校的学生一起吃团年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