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苏联 发展无线电专业

    1956年，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反右期间，父亲因为敢于直言，得罪了一些人。当时正值学校要扩大办学规模，同时也是在一定程度上为了保护父亲免受反右浪潮的波及，学校决定派他去苏联留学。

    1957—1959年，父亲在苏联列宁格勒精密仪器与光学机械学院进修遥测、自动与远动学专业。

    父亲本是学电机专业的，之前并未涉及遥测、自动与远动等专业的知识。但他服从组织的安排和学校开办新专业的需要，利用在苏联留学的机会，通过阅读文献、认真听课、多做实验、工厂实习等方式，基本上掌握了遥测、自动与远动等专业的前沿理论。

    1959年8月，父亲从苏联学习回国后，担任自动与远动学教研室主任，讲授遥测课程，1959年主持“集中自动控制机”的科学研究。并在1959年《华工学报》第1期发表《遥测技术在苏联发展的概况》，在1960年《华工学报》第3期发表《集中自动控制机总论》（与徐恕宏合写）。

    1960年，学校组建无线电系，当时称四系，父亲担任无线电系首任系主任，直接从事教学、科研和筹措该系的工作。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上的工业还是以机械为主，机械的地位当属第一，无线电技术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在我国还是刚刚起步。但父亲还是很有远见地看到了无线电应用的发展前景。无线电在当时是一个新兴学科，发展前景并不明朗，但父亲一开始就看到了晶体管应用的巨大前景，把无线电系搞得有声有色。父亲从苏联留学回来时，还带回来了一些晶体管元器件，他在苏联还自己动手制作了一部袖珍晶体管收音机，这些都对无线电系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这些在现在看来或许无足轻重，但是在当时却是开拓性的作用。就像蒸汽机，在当时直接导致了工业革命，但是现在却早就已经淘汰了，所以不能轻视之前的那些发明。

    经过几年努力，无线电系五个专业全部招收五年制本科生。1964年父亲首先在该系招收研究生，从事研究生的培养工作。

    “文革”中，父亲主动把一些金条和金戒指（共半斤左右）等贵重物品全部上交学校。“文革”期间，我校的造反派组织叫“新华工”，他们将学校农场养牛的牛棚隔成一间一间的，驱使父亲之类的“牛鬼蛇神”全部搬进去。因为那里除了牛棚还有猪圈，猪圈里面还养着一群猪，所以我们就自称这里为“猪房大院”，“猪房大院”的位置坐落在现在的船池北面略靠东边一点。

    牛棚的房型是一长条带拐角L型的，先是隔成一个一个的单元，每个单元中间再隔两下，变成两室一厨，每个单元住一户，没有卫生间。牛棚的每个单元大概有二三十个平方，每个单元宽度就只有三到四米。各单元间隔断墙的下半部分是用砖砌，上半部分是用竹席。要是哪一家的声音稍大了点，隔壁的几家都能听见。中间一间的上面有个天窗用来采光。在L型房子转角的地方，有个小房间叫公共间，有十余平方米大小，是我们这些停课闹革命的中学生在一起玩耍的地方。

    除了我父亲，记得住在我家隔壁左右的有刘颖、马毓义、程良骏、汤之璋、漆德俭、庆善骙、陈泰楷、程天柱、干毅等数十位教授。直到1972年6月，学校落实政策，父亲他们这一批教授才得以陆续搬出“猪房大院”。直到现在，“猪房大院”的轶事还深深印在我心中。

    “文革”中，比起别的地方，学校内的“革命群众”对老教授们态度大多还算温和，也就是戴戴高帽子批批斗，晒晒太阳游游街，真正的人身虐待倒没有太过，体罚那种就还是算比较轻的。

    老教授们那时基本上不能做什么事，也没有话语权。被批斗的人们后来每天就是劳动改造、修路，南一楼前到学校南大门之间那几条水泥路，就是父亲他们那帮“牛鬼蛇神”修的。“文革”中在我印象中最深的就是抄家，先后抄了两次，一个姓秦的造反头头还把父亲的一辆永久牌自行车给抄家抢走了。

    过了不久，父亲等一批老师被下放到咸宁的柏墩镇和甘棠农场去改造。当时除了这些教授们以外，学校那些还没有毕业离校的学生，也都下去劳动过。一直到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考进华中工学院后，我们船电77631班同学也还到咸宁的甘棠农场劳动过两周。我校当时在甘棠农场养的狗可是很有特色，从华工去的教职工和学生，不管是否第一次进村，它们都不喊不叫，但要是其他人进来，必定是一阵狂吠。

    咸宁柏墩镇有个柏墩茶场，柏墩茶场本身就是政府所设的劳改农场。柏墩盛产桂花和竹子，当年滞留在校闹革命的学生大多去那个地方附近劳动过，其中很多学生后来留校工作了，现在他们聊起这些往事，也都还是满怀热情。我们作为华工附中的学生，1967年也集体组织到柏墩茶场去体验过。我记得在1989年5月7日，无线电系还专门组织过一次春游，去到咸宁柏墩那里怀旧。

     “文革”前，我国长期没有对教师晋升职称，我校教授、副教授数量不很多，据校史馆1977年资料，“文革”结束后我校仅有正教授15人，副教授52人。“文革”后期，朱九思校长非常重视引进人才这项工作，父亲也很认真对待。我记得当时的无线电系扩大分成了好几个部分：无线电1系、无线电2系、自动控制系、计算机系。当时这样扩大划分成几个系，与父亲看到了电子、电讯各个专业的发展前景有很大关系，将无线电的各个发展方面都提升到系的层次，从而能更好地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以前人们对无线电系持轻视态度，其实当时这些领域正是现代IT技术的孵化器。这些都显示了我校领导、父亲等老一辈人在这个领域独到的开拓性眼光。

    1977年，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制度。在考大学时，我填报的第一志愿就是父亲所在的电信专业，因为我从小就喜欢摆弄无线电之类的小器件。父亲高风亮节，对我们要求很严，为了避嫌，不希望我在他的身边上大学。后来，华工船舶工程系（六系）的总支书记张以书就跟父亲讲，建议将我录取到他那边去，于是我就在造船系的船舶及船厂电气自动化专业攻读本科。我的高考分数239分，在当时也属高分，况且我没读过高中。船舶工程系原来是保密系，在大学学习期间我担任班长，我们的毕业实习就是在上海的军舰和潜艇上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在我校驻有一个警卫连，其中就有负责东二楼造船系的防卫工作。

    记得在1977年，李枚安教授的女儿李同宁、林金铭教授的儿子林浩等我在华工附中初十班的同班同学也考进了华工，分别在固电系和机二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