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所第一任所长

    遥感和遥感图像处理压缩，在军事和安全上的应用前景那是不言而喻，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极高级别而又高度保密性的科研课题，遥感图像处理与数据压缩是各个发达国家争相研究的内容。现在我们只要看看满天飞的人造卫星，以及GPS系统在军事和民间的应用，就知道这个技术的研究有多大的份量。父亲极力推动了我校遥感专业的学术发展，具有开拓性的贡献。

    1979年5月—7月，父亲在奥地利格拉茨技术大学无线电通讯与电波传播专业学习两个月，对该专业的教学及科研情况作了较深入了解，搜集了一些相关资料，并与他们建立了联系。父亲在该专业承担的欧洲航天局科研任务的实验室里，针对微处理机处理技术及航天用仪器焊接技术实习了两周，对微处理机的作用及航天仪器对焊接技术的高可靠性要求有深刻认识。回校后，父亲在院刊上发表了《访奥归来谈现成》一文。

    基于父亲的贡献和学术成就，1979年，父亲担任图像识别与人工智能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主持图像处理和识别（包括遥感和图像数据压缩）的研究。图像所承担的航天工程部几项科研任务，均于1983年通过部级鉴定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1980年1月，华中工学院学术委员会成立，父亲是委员之一。

    1980年12月1日至4日，教育部组团在美国迈阿密参加第五届国际模式识别学术会议，父亲是成员之一。此次赴美，父亲还参观了佛罗里达大学、马里兰大学、来赛拉尔理工学院、纽约州立大学第17分校、匹兹堡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斯坦福大学、伯克来加州大学等有关图像处理与识别的实验室，并访问了纽约理工学院，参观了微波实验室，也看望了华工在那些学校进修的教师。

    1981年4月，父亲回国后与昌迥、汪凯仁合写的《关于第五届国际模式识别会议的报告》在《国外自动化》上发表，在有关学会上做过该报告（内容与文字发表的不完全相同），并将学校在纽约理工学院进修教师情况向院党委作了详细汇报。

    1981年，国务院第一次批准博士点授予单位和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时，学校“通信与电子系统”专业被批准为博士授予点，父亲被聘为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当时该专业在全国只有8名博导，父亲是其中之一。中国光纤之父赵梓森院士，当时在武汉邮电科学院任院长、教授、博导，但是因为当时邮科院没有博士授予点，所以他挂靠在父亲这边的博士点招收和指导博士生。赵梓森教授经常到我家来，我也经常跑到他家里去玩。当时我已经成家了，他还委托我们夫妇给他女儿介绍对象。后来我还曾参与过邮科院的几个科研课题。

    在教书育人方面，父亲一直没有离开教学一线，培育了一大批优秀学生，像朱耀庭、黄载禄、朱光喜等一大批电信系毕业生，之后都成为了我校颇有建树的学术带头人。朱耀庭副校长读书的时候，他爱人身体不好，还到我家来煨过中药。

    在我看来，父亲亲自指导并留校工作的那些学生当时都非常照顾我这个师弟，给了我很多帮助。1983年，在我任我校管理学院实验室主任期间，美国有个著名的电脑公司叫王安电脑公司（王安是中国人），当时排名世界第三（第一是IBM公司，第二是DEC公司）。通过我国当时的物资部，王安电脑公司给我们管理学院安装了两台小型电子计算机LVPC-2200。因机器设备经常出故障，我们提出索赔，王安电脑公司后来给我们换了两台性能更好的小型计算机VS-25。新机器到达学校后，我去设备处办理固定资产登记手续，设备处的办事人员认为我们没有发票，又没有程序，没办法登记。朱耀庭副校长当时分管学校的设备工作，于是我就去南二楼找他说明情况，告诉他这是别人赠送的机器，没有发票和申购之类的手续。朱耀庭副校长非常热心地帮我解决了固定资产登记问题。

    1986年，父亲被评为华中工学院先进工作者。1987年，父亲被评为华中工学院优秀共产党员。父亲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他后来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但仍坚持工作，经常对整个学科的发展提出指导意见，尤其是对国家信息处理条件组的工作更是关心，并亲自参加遥感科研工作，对小组的讨论每次都参加，从不迟到。他因为年老体力不行，不能一口气爬上五楼实验室，只能先上三楼，停下来休息一会，再爬到五楼实验室参加讨论。他参加的“随州市遥感调查”省科委试点科研项目当时已通过技术鉴定。